滨海之都——天津

李家洋

天津商业步行街

天津商业步行街

天津商业步行街

可木

那是个好地方

渔人

不错

鑫祥飞翔

不错

匆匆忙忙

赞

明正

请教楼主下，有没了解下什么叫劝业场啊？

明正

百度了一下，才知道！



　　 天津劝业场大楼

劝业场是大城市中的综合商业大楼。最著名的有：天津劝业场、 北京劝业场、 成都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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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坐落在和平区和平路与滨江道相交处，是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建成于1928年。最早由买办高星桥创办，大楼由法籍工程师慕乐设计，建筑面积共2.1万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劝业场的开幕营业日选定在1928年12月21日，匾额由津门名写家华世奎书写。因为地处旧法租界，劝业场开业前曾拟名“法国商场”，最后改成“劝业商场”，是采纳了股东之一戴振的意见。场内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作为办场的宗旨，“劝业商场”四个字便是取了这四句话的首字连缀而成的。


　　解放前，劝业场的一、二两层楼及三楼的一部分租给铺户或货摊，经营日用百货、布匹、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工艺品等；四、五、六层是剧院、影院、茶社等游艺场，设有天宫剧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纬球社、天露茶社、天升戏院、大观园以及夏天开放的屋顶夜花园“天外天”，时称“八大天”。


　　1958年，劝业场与毗邻的天祥商场合并。场内有15个经营商场和储运部，经营品种近3万种，日客流量近20万人次。单凭这三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劝业场的魅力。


　　今天的劝业场仍然是金街上最亮的一颗珍珠，新厦老厦双星耀目，靓丽霓虹交相闪烁，走进那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感受劝业场汩汩而出的“场”气，她已经远远超越了柜台与商品的简单组合，而变成了商业与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


　　劝业场建于1928年，由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买办高星桥集股兴建，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场。“天津劝业场”匾额为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开业时场内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场标。投资人不直接参加经营，而是采取货位招商的办法，最多时楼内有大小商户和摊位三百多家。场内设有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乐评戏院等八个娱乐场所，合称“八大天”。劝业场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是中华著名商业老字号。该建筑位于和平区滨江道152号至166号，为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由法商永和营造公司建造，法籍工程师穆乐设计。建筑为框架结构五层楼房（局部八层），石材饰面，窗户形式多样，建筑形式带有折中主义色彩。


　　

七十年代的劝业场


　　 1964年自天津二商校分配到劝业场工作的。进场以后，面对宽敞的店堂，盘旋的楼梯，烫金的牌匾和琳琅满目的商品，真是兴奋不已。当年商场的一大特色是柜顶陈列。即在每处柜台顶部都有一组用商品摆成的实物造型，每一组“立体雕塑”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例如香皂柜台的顶部就是用香皂摆成天安门形状。摆放之精巧、寓意之鲜明令人拍案叫绝。


　　最引人注目的是劝业场外墙的玻璃橱窗。在这里，美工师傅精心设计了许多电动商品陈列，例如：7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旋转的微缩模型，不停地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这组橱窗陈列吸引了广大游人驻足观赏，成为滨江道上一处亮丽的文化景观。


　　在计划经济时期，劝业场是天津民需商品主要的供应基地，经营始终十分红火。当时，每层楼都有各自的营销热点。天祥一楼的自行车、缝纫机、大衣柜；劝业一楼的尼龙袜子、二楼的皮鞋、三楼的9吋小电视机，四楼的梅花牌手表和三五牌座钟，都在不同的时期吊足了顾客的胃口。那时，在每天营业前，劝业场周边所有的大门外，都会聚集百余顾客，开门铃声响后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地开始一场跑楼梯的“短途赛”。


　　劝业场的服务是有其优良传统的。早在建场之初，德华馨等名店就有严格的店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解放后领导一直教育职工要视顾客为亲人，与顾客广交朋友。劝业场的售货员不仅仅真心诚意地为津门父老服好务，对外地顾客也一视同仁。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最普通的人们当作最知心的朋友。坚持在这块寸土寸金的经营宝地上，“一分钱的买卖也要做”。销售商品大至金银珠宝，小至针头线脑都要有货，不仅销售“高、精、尖”，也要做到“小、专、全”。在这里，一分钱可以买两根针、一绺线，或三个扣钉、五个曲别针；三分钱可以零灌一小瓶鸵鸟墨水，6角钱可以买一卷简装的120胶卷，6角5分钱可以买半斤相纸，回家后可以洗上百张精美的照片……商场坚持商品拆零销售，坚持钢笔修理业务，坚持一百多项便民服务措施。对于这些，广大津门父老至今记忆犹新。


　　清末民初的时代记忆


　　八十华诞劝业场，在其建成之初，便凝结了两个时代的记忆。此话怎讲？且听简略道来。


　　天津劝业场的初创，离不开两个大股东。高星桥招股筹建劝业场，每股10万元，他自认6股；另一合作伙伴，居津逊清庆亲王载振3股。这90万元投资，将商场建到了第三层，高星桥又向银行借贷50万元，盖成了六层大楼。别人动摇，退股，载振不为所动。1928年，这座法租界第一大商场落成，租界当局希望就叫它“法国商场”。自家开的商场，干嘛为“法国”忙活？一旦国人再倡抵洋排外，还得跟着吃挂落儿。高星桥觉得此称不妥。载振提议，冠名“劝业场”。这一命名，对于天津劝业场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个大贡献，是高起点的发端。


　　有记载讲，载振想到用这个字号，因为北京有个劝业场，载振是股东。如此看待天津劝业场的命名，难说不是一叶障目，只见小缘由，忽略大背景。不妨设问，北京怎么就有了一个劝业场，载振为何对“劝业场”情有独钟？


　　载振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庚子之后，苦撑苦挨的清廷，奕劻是活跃的实权派。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又任军机大臣，还受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大权独揽，聚敛也多。其子载振跟着显贵，封了爵，人称“振贝子”。1902年，载振被派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出访英法美日四国，他接触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所感触，记录于《英轺日记》一书中。归国后，他愈加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成为御前大臣。《清史稿》有这样一笔：“载振赴日本大阪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还未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务部长，这无疑是载振人生最具光彩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于国于民的意义，恰恰在于“劝业”。


　　“劝业”一词，本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之“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带着时代气息，从日本折返华夏。天津档案馆藏有《津海关道唐绍仪为日本大阪市开设第五次劝业博览会等事札当海关税务司好博逊》，讲的就是1903年大阪劝业博览会。这次劝业博览会吸引许多中国人渡海往观，载振也去了大阪。


　　载振乘兴而归，回国后建议振兴商务。多年从事洋务经营的盛宣怀，前一年提过建议，被搁置，这回有了着落。商部设立了，载振任尚书。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此时，这位农工商部部长，也才年仅三十。农工商部更是旨在“劝业”的部门——后来，清政府决定在各省任命劝业道，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当然，这已与载振没什么关系。他因歌妓杨翠喜丑闻，做农工商部尚书仅一年，便辞官去职。


　　与载振有关的，是清政府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此后，1907年，袁世凯在津建成劝业会场，地址是今中山公园。它们都属于会展形式的商场。可以讲，那是一个大江南北呼唤“劝业”的年代。这以后出现的劝业场，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商场，如1909年成都劝业场，1917年上海劝业场，1927年济南劝业场。


　　清末民初，延续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劝业运动，1928年在天津做了一个总结。“劝业场”，不仅仅是庆王载振的人生追忆。


　　“天津劝业场”，华世奎书匾。这位前朝遗老书法家，辛亥年时在奕劻内阁任要职，曾书写宣统皇帝退位诏书。与载振，是父子两辈的交情；对于晚清“劝业”新政，也应该是个见证者。

月朦胧

天津很美

骑着羊放狼

了解了！

爱在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