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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修志概述
寿宁建县于明景泰六年(1455),是传说中为景泰帝朱祁钰寿庆而专设的“景(宁)泰(顺)庆(元)寿(宁)”四县之一,县名寄托了先辈“盖欲斯民之寿且宁也”的愿望。在设县之初,还留下了这样一个传说。寿宁与毗邻的泰顺争疆不决,于是决定当面详谈,会后约定于某日早上各自从原地出发,以两方相遇的地点作为界线。寿宁县令连夜出发直达泰顺县城内,登其堂室,泰顺县令还没有出发,于是城以外的地面尽属寿宁。
寿宁建县后,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县张鹤年始修县志(以下简称《张志》),“时称信史”。但由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寿宁遭“倭寇之变”,致使“典籍煨烬,此志湮灭无存矣。”(万历《寿宁县志·序》)再过47年,即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戴镗追慕朱熹守南平时“他务未遑,首取志阅之”的做法,在对寿宁进行了几年治理后着手于修纂县志(以下简称《戴志》)。他认为“志以备一方实录,示传信于后,俾有位者一批阅之,可以识民情、知土俗、酌利病而镜古昔也。”于是与学博吴公、杨公相与谋而修之。他们“遍索里中,得一旧本,以为依据”。戴镗便邀请本地生员叶朝棐、叶从武等人“重加纂订”,“中间可采者因之,无关于政治者删之,秩官文物未曾入者补之,不数月而成。”(万历《寿宁县志·序》)后来叶朝奏又在戴镗等修纂的基础上对《戴志》进行了修订,所谓“旧志成于叶朝奏之手”(《寿宁待志·附旧志考误》)。戴镗修志,注重实用性,目的主要在于能够有益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施政活动,“非徒为是弥文而已也,盖欲后之官斯土者,详而览之。”(万历《寿宁县志·序》)这种方志学的见解后来也被冯梦龙所继承和发扬。
42年后,即明崇祯十年(1637),是为冯梦龙任寿宁知县的第四年,他以文人的自觉独立修纂了《寿宁待志》二卷,这是寿宁历史上的第三部县志,也是现存时代最早的方志。此志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作为名志历来为人称道。
清代是我国古代修志事业的繁荣时期,省、府、州、厅、县各级衙门都专门设有志馆、志局,延请鸿儒硕学和地方士绅参与编修。据统计,现存清代省、府、县志书竟达四千八百九十种之多。康熙二十二年,朝廷颁旨命词臣纂修《大清一统志》,到任才三日的毕九皋随即“谒文庙,即进博士弟子员而咨访焉,”与地方贤达及幕僚商讨修志一事。在克服了由于“迭罹兵燹”造成的“栆梨灰烬,代远人焉,事多缺略”的困难后,设馆授餐,延聘饱学之士王锡卣、周坊、柳上芝等人,“共襄厥事,增类编年,网罗裒辑,不阅月而告成八卷。”毕氏修志,认为“关于民生风化”,以期达到“上可以达冕轩,下可以籍观摩,伫见殊恩,优恤,宠赉穷荒,俾边隅苦吏,稍尽抚字振迪之本,起疮痍于万一”的目的。亦即让上级和地方长官都能够藉此观摩风化,了解民情,从而施加恩宠,抚恤生民,而使地方事业有所改观。后来毕氏于志书付梓前死于任上,直到康熙二十五年才由下一任知县赵廷玑续成,“爰谋诸绅士,重收遗佚,详加校仇,缀以旧闻,参以新知,而授之梨枣焉。”(康熙《寿宁县志·序》)
此后,光绪十四年(1888),县令何厚卿创设县志总局,延请卢雪珍、林栋等为编纂续修寿宁县志。该志编纂历时14年,终因时世艰难而未成书付梓。稿本初存林栋处,后散佚无存。民国间亦多次组织过修志,均因环境及条件不允许而告流产。直至1992年新版《寿宁县志》的出版,是为寿宁历史上最完善的一部县志,也是福建字数最多的一部县志。
综上所述,寿宁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只冯梦龙《寿宁待志》和赵廷玑《寿宁县志》二书,其中由于赵志完全按照官方文样修纂,并无多大特色之处。而冯梦龙《寿宁待志》为文人独立修纂之志,素称名志佳作,为世人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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