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地方革命史

草叶芳菲

移民

不错

明正

第二节  寿宁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在寿宁革命暂陷低潮之际，闽东其他各县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4年元月2日，连罗县委动员连罗游击队和群众一万多人，分水陆两路向逃亡地主、豪绅、恶霸集中地一一连江县重镇马鼻(一个民团最大、力量最强的市镇)发起总攻击。在马鼻地下党策应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解放了连罗两县最顽固的反动堡垒马鼻镇。马鼻镇的解放，使连罗两县的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元月8日，在连江透堡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十三团。

    元月7日，闽东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与6000多名赤卫队员并肩作战，在赛歧特支的配合下，攻占了当时福安南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镇赛歧，造成了我军威逼福安县城，震憾全闽东之势。随后一、五支队同红带会一万多人包围了古城霞浦，攻城虽未成功，但“红色风暴”吓得地主豪强狼狈躲藏。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闽东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于霞浦西胜正式成立，团长任铁峰，政委叶飞，政治部主任叶秀蕃，下属四连、十三连和短枪队(队长陈挺)。

    一、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

    寿宁革命陷入低潮后，南撤福安境内的第七支队和红带会员计达三、四千人，食宿困难。县革命委员会便将人马分成两批，一批疏散到范坑、沙坑、小溪塔、上坪，另一批退往柘洋(现柘荣)。后因福安党组织未做好准备，便动员一批返回寿宁。元月底，第七支队和部分红带会骨干百余人集中福安北区的和尚洋(现属柘荣)待命改编。2月初，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到和尚洋，宣布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第十六连”，赖金彪任连长，范式人任指导员，下辖一、二两个排。红十六连成立后，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转战福安、霞浦、宁德各县，消灭反动地主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扩大新苏区。

    时值“闽变”失败，各地反革命气焰嚣张。福安柏柱洋山上的反动大刀会残杀了我一批基层群众和干部；霞浦杯洋的大刀会等地主武装杀害我赤卫队六、七十人；宁德龟山的地主大刀会杀害安德区苏警卫连60多人及安德区委书记叶秀荃，致使这些地区的不少乡村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反水”。红十六连奉命消灭了大坪岗的大刀会，稳定了闽东根据地的总后方柏枉洋地区。接着，红十六连趁着一股锐气，一举攻下宁德龟山的洋头、洋尾、洋中3村，又乘胜攻进福安西隐、宁德龟山、环岭等地，连续消灭了20多个反动民团刀会据点。随后，红十六连又转战霞浦，消灭霞浦西家宅大刀会。西家宅大刀会自诩“刀枪不入”，称雄一方，极为反动，有六、七百人。法兵头目韦步奎五兄弟凶残好斗，号称“五虎”。红十六连官兵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击毙韦氏“五虎”，接连打死敌人10余名，击溃西家宅大刀会。红十六连英勇善战，“横扫千军如卷席”，打出了威名，打得反动民团刀会闻风丧胆。各地群众提起红十六连健儿，莫不竖起大拇指称赞说：  “寿宁师傅真了不起!”

    红十六连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不仅建立了赫赫战功，而且也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30多支枪发展到了拥有100多支长短枪的主力连队。原来留在寿宁坚持斗争的范铁民、蔡祖生(又名阿低)等人，收集了零散队伍，组成东区游击队，蔡祖生任队长。东区游击队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中打击敌人，坚持斗争5个多月，于1934年4月间，从寿宁突围，退往柘洋，编入十六连为第三排，参加了柘洋保卫战。此时，红十六连已拥有150多人枪。

    为了恢复寿宁苏区，打通寿宁东、西区，6月16日，红十六连奉命奔袭院洋，打了一个漂亮战之后，便撤回福安山头仔村。6月下旬，该连队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第三营”，营长赖金彪，教导员范式人。十六连下辖七、八两个连，七连长吴黄肿，指导员叶周长，八连长范忠清，指导员韦芝祥。三营除营长赖金彪外，其余均系寿宁人民的子弟兵。

    红十六连是在原第七支队的基础上扩编的，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后来的特委十分重视这个连队的建设，其主要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先后担任连党代表，经常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全连在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式人和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赖金彪的率领下，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既是长期和残酷的，就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正规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的战略战术，出生入死，战斗在闽东大地上，横扫闽东各地反动民团刀会等地主武装。红十六连指战员的足迹遍及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寿宁5个县，成为闽东红军的主力连队，同时也成为寿宁革命低潮时期群众希望的公开标志。在艰苦的生活中大家发扬了克己奉公、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为了能够增加枪支弹药，全连官兵甚至“连每个月一元的零用费都不要”①。红十连按照闽东党组织的要求做到既是战斗部队，又是群众工作队，担负着消灭敌人，建立、巩固苏区政权的任务。

    二、中共福寿边委和中共福寿县委的成立

    1933年1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闽东形势、党的任务和工作总布置”的决议。大会听取了各县代表和各县执委的报告，分析了闽东的革命形势及存在问题，认为当前闽东各县蓬勃兴起的斗争已不仅仅是一般地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而“必然是夺取政权的开

    ①范式人《寿宁红带队和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三期)

展”，“每一个斗争的爆发，接踵而来的则是武装冲突，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会议认为，“闽东反动统治阶级在革命力量打击下，极度地动摇而趋于崩溃。”会议还认为，闽东各县的苏维埃运动，“一处斗争爆发，四面八方群众就欢欣鼓舞，纷纷起来响应”。而且，寿宁县三分之一地区变化的形势、宁德霍童的战斗、福安南区和北区的斗争，已经向闽东党组织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有布置有计划的发动与领导全闽东斗争，夺取政权，建立闽东苏区，成立红军，打通闽北。”①会议要求闽东各级党组织认清形势，立刻行动起来，为完成县委提出的任务而奋斗，会议具体地对寿宁今后的工作作了部署：
    (一)寿宁创建了全县三分之一以上的赤区，斗争区域几乎遍及全县。现要巩固东、西苏区，马上分配土地，实行苏维埃一切法令。寿宁南区马上发动起来，形成东南区一大片赤区版图。福安北区对敌人要坚决反攻，建立苏区，与寿宁打成一片……

    (二)工作区域布置：寿宁北区为一个区域……

    (三)职工工作：建立斜滩线船民工会。立刻建立寿宁赤色区域内各种赤色工会，有农会组织的，即分开成立雇农工会。

    (四)……“寿宁迅速在东、西区各成立十个支部，南区成立十个支部、三个区委。

    (五)游击队要尽量发展与扩大……②

    根据大会决议，寿宁执委代表立即赶回寿宁布置开展工作。为了加强对福安、寿宁、泰顺三县边界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定在原福寿第一区委的基础上，于福安的太逢区成立中共福寿边委，隶属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辖12个基层党支部，有152名党员。书记范铁民，委员有叶家竹、詹嫩弟、林良森、缪阿出、林金书、林江弟。这期间，福寿边委在范铁民领导下，一方面积极地在福安、寿宁毗邻地区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支援红军作战。

    ①②参见《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3年12月3日)。

    正当闽东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不利的变化。1934年1月，国民党镇压了十九路军以后，重新调集兵力向闽东苏区发动进攻。寿宁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悉遭破坏，各区的革命活动基本停止。但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急需一个组织出来领导寿宁革命，恢复寿宁苏区。于是，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便将福寿边委改名为中共福寿县委员会，县委机关始设福安北区的棠溪、蛇头洋，1935年春，闽东革命低潮时，迁入寿宁县东区的含溪、麻竹宅一带活动。福寿县委书记由范铁民担任，委员先后有詹应弟、郭和、陈阿熊、林金书、韦芝祥、詹如焕、陈伏兰、林其生、林发洪、詹明法、毛维忠、毛祥麟、王陶生、郑细贤、詹嫩弟、郭加章、林良森等人。下辖有福安境内的北区、北区分区(佳浆区)、上北区、下北区、西北分区及浙江泰顺境内的泰南区和寿宁县境内的含溪、阔丘区等8个区委，县委成立时共辖基层党支部12个，有152名党员①。

    寿宁境内的阔丘区，建立于1934年2月，书记范振辉，副书记吴阿五。含溪区委成立于1934年11月，区委书记先是缪洪骥后为缪明长。1935年，含溪区大力开展建党活动，仅在寿宁岗垄苏区就建立9个支部，发展党员50多名，对岗垄根据地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①《中共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第13页)。

    1934年2月，在福安柏柱洋召开了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区各县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为主席，叶秀蕃为副主席，范式人为肃反委员。

    1934年4月，第一任中共福寿县委书记范铁民调任中共宁德县委书记，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定由担任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叶秀蕃兼任中共福寿县委书记。叶秀蕃于1933年6月初赴福鼎，协助黄淑宗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福鼎县第一个党小组，并亲手创建了一支拥有20多人枪的福鼎县游击队。

    同年3月底4月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陈之枢叛变，省委惨遭敌人破坏，闽东党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为了加强闽东地区的领导，促进闽东革命，6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中共连罗中心县委在柏柱洋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下辖的福寿县委有执委9人，常委5人。县委下辖3个区委，20个支部，80多个党员。同月，叶秀蕃调特委机关任《闽东红旗报》主编兼社长，主持翻印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等一系列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文件，这对指导当时各县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叶秀蕃之后，由吴显淮、郑宗玉、缪阿出、詹嫩弟等人先后接任福寿县委书记。   

    福寿边委和福寿县委的成立，在寿宁革命转入低潮的重要时刻，领导了福寿县寿宁境内的革命斗争，使留在寿宁坚持斗争的徐桂顺、缪明长、叶大进等人以及坚持开展游击战的各游击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为寿宁苏区的恢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并领导寿宁革命再次走向高潮。

多多

民政辛苦了

匆匆忙忙

明正

第三节  恢复寿宁苏区的斗争

    一、坚持敌后斗争

    寿宁革命力量南撤福安后，幸存的区、乡、村党与苏维埃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游击队被迫退往深山密林。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对寿宁苏区的“清剿”，企图消灭寿宁境内革命力量，巩固其在寿宁的统治，再以寿宁为后方，向福安推进，与福安等地反动派相配合，进而达到扑灭闽东革命烈火的目的。此期间，寿宁境内哨卡林立，刺刀生寒，行人路断，乡邻不敢往来。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高喊着“革命一定胜利”、“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走向刑场。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寿宁的大地。反动派的气焰极为嚣张，迫得人们都喘不过气来。尽管寒风凛冽，乌云满天，但是。寿宁革命群众是天天盼红军打回寿宁，重建寿宁苏区。当时，暗地里流传在群众中的革命歌曲《红旗永不倒》①，就很好地表达了革命群众的心声：

    提起反动派，叫我好伤心，
    屠杀我工农，更加无情残。
    保护大地主，土豪回家来，
    向我穷苦人，讨租又逼债。
    无耻反动派，一定要打倒。
    粉碎敌人来围剿。
    恢复我苏区，同志再努力，
    苏维埃红旗，永远不会倒。

    ①原载《寿宁党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第31页。
  
    事实上，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所谓“良民区”，表面上平息了革命，但留下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

    在岗垄地区坚持斗争的有原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委员叶大进，甲坑红带会队长缪明长，中共福寿边委委员徐桂顺，以及韦芝祥、叶家竹、缪怀古、缪怀汉等人。

    在中共福寿县委的领导下，按照工作分工，徐桂顺、缪明长、缪怀古、缪怀汉等以甲坑、郑家坑、瓦窑坪、麻竹宅为中心，叶大进等则以仙峰为中心开展秘密活动。

    在那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里，面对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徐桂顺、叶大进、缪明长等人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与敌人作艰苦的周旋。他们领导岗垄地下党组织，动员群众建筑秘密寮、挖洞穴，坚壁清野，将粮食财物搬到山上埋存起来，有计划地组织安置身份已暴露的人员隐蔽到深山密林。在甲坑、郑家坑一带，徐桂顺、缪明长等以宣传为主，耐心细致地做好红带会员、赤色农会会员、贫农团员和革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向各村老百姓宣传革命挫折是暂时的，游击队不久将打回来严惩反动派，安定群众的情绪。他们经常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不辞劳苦，张贴标语，积极宣传，使广大革命群众的心中深植下“寿宁革命现在虽然处于低潮，但福安革命烈火却又燃起来了，红军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贫雇农要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第二次斗争”的信念。徐桂顺、缪明长等不顾个人安危，出没于岗垄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不断把革命火种播到群众心里，使岗垄地区革命群众的希望之火又重新被点燃起来。

    为了扩大影响，并为恢复发展寿宁苏区做好准备，打好基础，缪明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邻县泰顺的老鹰岩、州边、张狮等地，秘密发展了一批赤色农会会员和贫农团员。

    敌八十四师在岗垄地区实行野蛮的“五光”、“十杀”政策，各地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也纷纷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白色恐怖充满乡间。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个别“怕死鬼”、“软骨头”，这些败类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充当内奸。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保存革命力量，徐桂顺带领人员多次冒险潜入敌占区化装侦察，配合岗垄地下党想方设法掌握了反动分子和内奸叛徒的名单，然后，将情报送往福寿县委机关，设法处决除害。为了困死革命力量，敌人采取了堡垒政策。他们在主要村庄安营扎寨，强迫群众筑碉掘壕，国民党政府还组织民团刀会搞“联防”。针对敌人的举动，叶大进领导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与敌人针锋相对，配合游击队毁壕沟、割电线，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活跃在岗垄地区的敌后党组织，在安定了岗垄群众的思想情绪之后，又组织发动群众重建家园。岗垄人民以野菜树皮充饥，在废墟上搭草寮避风雨，坚持搞好粮食生产。由于他们的努力，留在寿宁岗垄地区的革命力量，终于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与反复“清剿”下，坚持下来了。

    在南区，叶茂迁领导的南区游击队接受了“留在寿宁，继续进行游击活动，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的任务。杀叛徒、镇压反动分子，神出鬼没痛打敌人，牵制了故人兵力，极力保护苏区，保护南区人民的胜利果实。

    4月，叶茂迁率部在梧岗亭截击了敌人从斜滩送往县城的十几担军用物资，得手后，即往下南区的北山、青垄一带撤退。敌省保安三团获悉情报，立即调斜滩、武曲、凤阳等地民团配合保三团一部共500多人的兵力，分兵三路合围游击队。因敌众我寡，游击队无法同敌人硬拼，只得边打边撤。敌人穷追不舍，游击队始终没能摆脱敌人，最后被包围于高墙下。这时，我方已牺牲多人，伤亡较大，若不设法冲出重围，就有被全歼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叶茂迂果断下令突围，叶茂迁率几位班、排干部组成突击队，杀开一条血路，游击队余部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经大韩、塘西退往福安后洋(福寿县西北分区区委所在地)。

    在南区的阔丘，范振辉领导的南区区委和南区游击队(队长吴阿五)在坚持斗争。

    寿宁革命中心东移至岗垄地区后，党在南区阔丘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敌人对这一地区还未十分注意。范振辉、吴阿五等人便趁机加紧活动，使阔丘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游击队很快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南区游击队被编为5个分队，分别出吴允皮、余允斌、夏万桂、刘妹仔、夏万海5人任分队长。并于1974年2月成立南区区委，范振辉任区委书记，吴阿五任副书记。

    国民党反动派在镇压了寿宁东、西区革命之后，加紧了对南区的“围剿”。范振辉率游击队主力撤往福安，余部由吴阿五率领，退往深山。在寿宁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吴阿五余部没有消极等待红军打回寿宁，而是积极领导游击队员分头秘密活动，昼伏夜出，披星戴月，走村串户。一边进行宣传鼓动，安定群众思想；一边镇压反革命、筹款，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南区革命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打回寿宁

    尽管留在敌后的同志顽强地在坚持战斗，但敌人兵力十分强大，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坚持敌后斗争的党组织、游击队的工作难以开展。特别是南区，除了阔丘区外，其他地方的各级组织基本瓦解，完全停止了活动。因此，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都切盼红军游击队打回寿宁，重新领导寿宁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福安棠溪一带的福寿县委，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恢复寿宁苏区，支持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有必要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敌包围圈内撕开一个突破口。1934年春，福寿县委不断接到徐桂顺等人送来的情报。先后派了4支肃反队和游击队回到寿宁，协助坚持敌后的同志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活动。

    寿宁县革命主力南撤福安后不久，福寿县委接获福寿县交通员吴进信报告，西区红带会总队长叶允宝、老詹等人因福寿县交通员夏朝西叛变而牺牲。曾经与叶允宝一起在西区战斗过的战友们悲痛万分，纷纷要求回寿宁找叛徒算帐，替叶允宝报仇。福寿县委遂派被称为“神枪手”的吴乌弟和吴黄肿等人①，潜回寿宁南岔，处决了夏朝西。

    此后，许齐篡、吴黄肿、吴乌弟、叶贞福(叶藩)、刘帮顺等人，受福寿县委的委派，先后3次组成肃反队，返回寿宁活动。

    1934年4月，中共福寿县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鉴于闽东各地的革命斗争发展异常迅猛，认为恢复寿宁苏区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福安县山头仔村召开了“中共福寿县委会议”，专门研究恢复寿宁苏区问题。赖金彪、范式人、范义生、范铁民、王陶生、张得桃、许安富、许威、蔡阿低、范忠清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共福寿县委寿宁办事处，委派许威任办事处主任，具体负责恢复寿宁苏区的斗争。会议还决定，选择地处闽浙边界的寿宁、福安、泰顺三县交界处的岗垄为据点，开展活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①李晶明《吴乌弟》(《寿宁英烈》第一辑第106页)。
   
    同年5月，许威率领办事处工作人员20多人回到了岗垄及寿宁上西区一带，与此前就已潜回寿宁的肃反队取得联系，镇压了以周光天为首的一批反动派以及18个反动保长，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从此，“许多保长害怕了，才不敢那样猖狂”。许多地方本来计划组织反动民团，也不敢组织了。办事处还要求这些保长做到“白皮红心”，即使不能帮助革命，也不能危害革命。还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目的是“消灭反动派，不是消灭保长”①。

    接着，以韦芝祥、叶家竹．吴显淮为首的政治工作团和以叶贞福、吴黄肿、龚恒余、缪矮擂为首的游击队约60多人，亦相继回到了寿宁，分散到东区、西区和南区一带活动。此后，办事处领导工作团、游击队、肃反队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叶大进、徐桂顺、缪明长、缪怀义、缪怀古等人相互联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很快恢复了大部分党组织。寿宁革命斗争烈火又开始燃烧起来了。

    但是．敌人沿岗垄山脚所布下的一道封锁线，却严重阻碍了东、西两个革命区域以及寿宁与福安两个苏区的相互联系，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亦困住了岗垄地区的手脚，给岗垄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办事处特向福寿县委请求支援。此时，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亦决定派十六连打回寿宁，配合福寿县委，开展斗争，恢复寿宁苏区。

    ①许威《介绍寿宁革命斗争情况》(《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18页)。

    6月初，十六连奉命从柘荣开抵山头村，与赶到山头向福寿县委汇报工作的许威等一部分领导人会合。在福寿县委的组织下，于山头村召开了有县委和十六连领导及许威等三方人员参加的讨论会。会上，许威汇报了寿宁情况：敌人分兵驻扎在岗垄山脚下的院洋、半岭、仙峰、南阳、下洋等隘口，组成一道封锁线，切断岗垄苏区与外部的联系。其中院洋驻兵最多，有教导团一个营部外加一个连约120多人。此外，敌人在苏区内大肆烧、杀、抢，实行“移民并村”，强迫群众参加“剿共义勇队”。敌人的残酷兜剿，使苏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红军打回去……。

    根据许威提供的情况，会议专门讨论了攻打地点的选择问题。部分人主张打院洋，另一部分人主张打洪岭(属福安)。主张打院洋的许威等人和主张打洪岭的缪阿出等人分别将两个地方的地形画出供大家参考。分析讨论结果认为：院洋地处福安、寿宁、泰顺三县交汇，是寿宁苏区通往福安的交通要道，打下院洋，勾通路线，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对我军来说易进易退，利多弊少。洪岭则地处山坳，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利偷袭。守敌虽少于院洋，但碉堡坚固，民团顽固，不好打。因此，县委决定攻打院洋。

    16日夜里，十六连轻装冒雨出发，由许威率游击队当向导，抄小路直扑院洋。当队伍到达院洋后门山时，村里的敌人尚未睡觉，从那透出灯光的窗口里，传出了一阵忽高忽低的吆喝声。

    根据许威事先的侦察，已获悉敌主力驻在村中心的房子里，大房子后面是仓库，约有一个班的守敌。另有一个班的敌人，由一个排长率领，驻守村口的一座房子里，担任“步哨”。范式人和赖金彪决定：从各排抽调9名特等射手，由许威、吴乌弟、吴黄肿3人率领，先解决“步哨”楼内敌人，主力一、二排则从村子两冀迂回到村中心敌主力驻房大门外的开阔地周围埋伏，任务是将援敌消灭在开阔地里，三排负责解决仓库里的敌人。

    进攻命令下达后，各路人马分头行动。9名射手，借竹林夜色的掩护，摸到敌“步哨”楼后门，下了门岗的枪，摸进楼里，径直冲往楼上。此时，楼上部分敌兵正躺在床上打呼噜，其余的则围在桌子边摸牌九。按原计划，一名射手分别对付一名敌人，吴黄肿和吴乌弟负责解决排长。吴乌弟是寿宁西区著名神枪手，曾经用三发子弹消灭8个敌人。这时，只见其枪口火光一闪，  “叭”得一声，敌排长的脑袋就开了花，随即“叭、叭、叭”一阵齐射，不到十分钟，便解决了守敌，缴获步枪9支、手枪1支、子弹千发。

    枪声惊醒了敌人的酣梦，大房子内顿时骚动起来，大门开处，约有一个排的敌人冲了出来，企图增援“步哨”楼。敌人冲到房前开阔地，遭到刚进驻“步哨”楼上的吴乌弟等12名射手的射击。埋伏在周围的十六连指战员们，也向敌人射出了仇恨的子弹，这股敌人在三面火力的猛烈央击下，顿时倒下了一大片，几名残敌侥幸逃回弄堂里。十六连立即组织突击。

    后续敌人刚出弄堂口，一见形势不妙，立即抢占弄堂两侧牛栏。这牛栏一面紧靠大房子，三面是坚实的土墙，敌人早已在墙上掏了许多枪眼，据为工事，向十六连疯狂射击。猛烈的火力压得十六连指战员抬不起头来，冲在最前头的一排长许安富和儿名战士当即中弹倒下。范式人、赖金彪见状，下令停止攻击，十六连带着缴获的30多支长短枪和大量弹药，撤回村外。

    与此同时，三排也向大房子后面仓库内的守敌发起了进攻，很快打下了仓库，缴获了敌人堆放在仓库里的30多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抓了2名俘虏。

    解决了仓库里的敌人之后，三排也加入了进攻行列。部队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但由于敌人在两侧牛栏和弄堂中段的矮墙里分别架设了机枪，增强了火力，进攻又一次受挫。敌人虽被完全包围。但十六连因武器装备较差，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势，尔后陆续发动的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战斗一直僵持到第二天中午。这时，有人建议用火攻。但考虑到这样会把周围群众的房子烧着，造成玉石俱焚，影响群众的利益和屋内群众的生命安全，因而没有采纳。战斗相持到下午3点，接到担任警戒的战士报告，福安、南阳两个方向各有一连的敌人，已经出动增援院洋。为免腹背受敌，陷入被动，十六连决定放弃攻击，立即撤退。

    这一仗，计毙敌40多人，伤敌若干，俘虏2名，缴获长短枪共71支①。此外，还缴获大量的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此战是寿宁革命转入低潮后的第一次大胜利，虽未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但给了“围剿”苏区的敌人以很大打击，吓得院洋残敌和半岭、仙峰、下洋等处驻敌纷纷龟缩回南阳。于是，寿宁东、西区的联系勾通了，福寿苏区的交通线得到了恢复，从而加速了寿宁苏区的恢复和发展。  

    三、重建寿宁苏区

    敌八十四师及新十师各一部参加“围剿”寿宁苏区，其驻防地兵力空虚，泰顺、福安等地的革命势力借机迅速发展起来。
   
    ①王道亨《夜袭院洋》(《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54页)。
   
    福寿县委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趁着红十六连夜袭院洋的胜利之机，敌退我进．下令各支游击队积极出击。加紧活动，重建寿宁苏区。

    在岗垄地区。许威游击队和叶藩游击队的活动更加活跃。两支游击队互相配合，经常故意暴露目标，引蛇出洞，与敌周旋，声东击西，瞅空则给敌人以重击。同时，不断地探敌情、抓俘虏、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镇压反攻倒算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在阔丘区。范振辉奉福寿县委之命，于5月间回到南区恢复党组织并开展工作。庙于坚持敌后斗争的阔丘区委副书记吴阿五在低潮时期做了许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区革命活动很快就恢复了起来。范振辉、吴阿五指挥游击队开展打土豪筹款，镇压反革命活动。10月，攻打了峡头、槽坑、碑坑等地民团，镇压了7个反动分子。11月，打下了山漈等地的“粮柜”，镇压了两个反动分子，缴获银元200多块。接着，游击队又攻打了圈石民团，俘敌3人，分掉粮食100多担。   

    在下南区。张阿晋率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攻占寿宁重镇斜滩，震动了寿宁县国民党当局。3天后，敌人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攻，游击队却安然撤出斜滩。

    这样，在短短的半年内，革命的烈火又在寿宁各地燃烧起来了。为了进一少领导农民起来革命，迅速地恢复寿宁苏区，中共福寿县委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应该开始着手恢复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活动，使那一部分观望的群众重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以壮大革命队伍。

    同时，因原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已自行解散，停止了工作，闽东苏维埃政府便决定成立福寿县苏维埃政府，以促进福寿县的全面工作。1934年5月，福寿县苏维埃政府于福安境内的东坑村成立，主席林其生，后为徐桂顺，下辖7个区苏维埃政府。在此推动下，各区的乡、村苏维埃政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岗垄地区。7月，缪洪骥、缪明长、王陶生等人相携来到寿泰交界的大王前，组织大王前周围7个村的群众，召开了大会，成立了7个村苏政府，其中大王前村苏政府主席刘成尾。

    接着，缪明长等人又在甲坑村成立了村苏政府，主席缪进寿。

    8月，在花岭、院洋等地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配备了七部人员。

    在南区。范振辉、吴阿五在阔丘、青垄、圈石等村恢复了村苏维埃政府。

    在下南区。1934年4月，桦垄村苏政府成立，主席叶金弟。

    1934年底，象岩村的苏维埃政府得到恢复，主席郭以祥，副主席朱维基。同时，还建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队长王金雨。

    在此之前，塘西、西塘、大韩等村的村苏亦相继得到恢复。

    1934年4月中旬，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试点的经验，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柏柱洋斗面“半月沉江”的田野上，召开了分田胜利大会。中共福寿县委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表回来后不久，鉴于寿宁苏区已基本恢复，福寿县委遂布置了在寿宁苏区内重新分田的任务。各村苏政府，依照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分田大纲，从回乡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手里夺回土地，重新作了分配，使刚恢复的寿宁苏区得到巩固。在此同时，寿宁苏区外部的形势变化，对寿宁苏区的恢复发展，亦起着促进作用。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党中央派出了一支精悍部队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6月，该部在寻淮州、粟裕、刘英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向福州逼进。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慌忙将驻防闽东的八十七师大部和海军陆战队调回福州。新十师动摇，闽东红军趁机而动，主动进击，苏区地盘迅速扩大。

    8月11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克罗源、占穆阳，取道福安的占溪、下南溪、晚洋，于26日进入寿宁托溪，在托溪休整两天后向浙江省庆元县方向转移。

    先遣队的到来，顿使闽东革命形势好转，先遣队在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民众书》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文件，极大地鼓舞了闽东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先遣队还给闽东游击队一些文件，介绍中央苏区的工作经验，留下一个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的暗号，另外还留下一批伤员，他们伤好后，给闽东增加了一部分力量①。但同时，尾追先遣队的国民党兵亦被牵引入闽东，在闽东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闽东革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此，闽东特委于9月20日发表“告群众书”，号召全闽东革命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烧、杀、抢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这种烧杀抢政策的目的是企图用极端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同时，号召募捐救济被难群众。

    9月底，在宁德县支提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独立师下辖3个团。此后各县相继建立了县独立营。1934年11月，福寿县独立营成立，营长陈挺。

    同年11月，成立了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徐桂顺(后由缪科弟继任)。不久，又成立了含溪区警卫连，连长谢信迁。此后，含溪区逐渐成为寿宁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

    同年底，王陶生奉命回福(安)、寿(宁)、泰(顺)地区工作，在寿宁的上地洋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江朝林、缪明长、齐国雷等一批干部，加强了寿宁革命的力量，使革命队伍的思想素质有了提高。

    ①范式人《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区的斗争情况)、(《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第58页)。

明正

第六章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一节  寿宁革命的第二次低潮

    一、艰难岁月

    1934年9月，闽东独立师成立后连战连捷，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不仅使闽东7县苏区连成一片，同时，还发展到古田、屏南等县。建立了一块面积近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革命根据地。
闽东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注视和惶恐，他们惊呼：“闽东军事发展迅速，日来突飞猛进，为向所未有”①、“赤色恐怖遍满乡村”②、“闽东匪祸之深，实不下闽西各县……”⑧。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兵力，向闽东根据地大举“围剿”。闽东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从此，寿宁革命同闽东各县的革命一起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①1934年9月18日《福建民报》。
②1935年1-2月《国民党驻闽第四绥靖区清剿详报》。
③1934年12月8日《福建民报》。

    11月，蒋介石调整闽赣两省“绥靖”部署。将闽赣两省划成12个“绥靖”区，闽东为十二“绥靖”区。1935年2月下旬，蒋介石又电令取消十二“绥靖”区序列，将闽属九至十二区改为驻闽第一至第四区，设驻闽“绥靖”公署，闽东为驻闽第四“绥靖”区，并委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委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为闽东十一县“绥靖”区司令官，先后调动新十师、八十七师、七十八师四六五团、四十师一部等正规部队，以及保安一、二、三、十一团和保安特务团、保安特务大队和各县常备队、清乡队、反动民团、大刀会之类的地方武装。合计总兵力约10万之众①，开始对闽东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兵合围”、“重点驻兵”、“穿心斩线”、  “分块进剿”等战术和移民并村以及“五光”“十杀”政策，气势汹汹而来，妄图一举荡平闽东革命根据地。寿宁苏区面临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   

    1934年12月26日，敌人在宁德三都澳设立“剿共指挥部”，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闽东苏区，第一路新十师、七十八师四六五团及省保安一、二、三团，向福安、宁德、霞浦、福鼎、寿宁进犯。敌人还将苏区划分成零星小块，并派一个师的兵力追击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新十师还通电南昌行营，要求将驻漳州空军第五队调赴闽东担任侦察、轰炸任务。

1935年2月，敌第一路军一部，从赛歧出发，沿赛江北进，经长溪、蟾溪沿河进犯寿宁县城，敌人占领两岸村镇

    ①范式人《回忆闽东党的斗争历史》(《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一期)；1934年12月20日《福建民报》。

渡口，把福寿中心苏区切成两部分。敌人在被攻占的苏区内筑碉掘壕，驱使地方反动民团，组织大批机动兵力齐头并进，围追堵截我军，施行残酷的“五光”“十杀”政策，强迫移民并村，建立“连坐切结”的反动保甲制度。而革命高潮时期逃亡的反动豪绅，趁机纷纷卷土而来，疯狂向农民反攻倒算，寿宁县反动县长叶明猑为首的一批反动派，在寿宁各区乡组织“清乡队”、“剿共救国军”、“大刀会”，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剿共"。

    敌人占领苏区后，变本加厉地向苏区人民反攻倒算，很快建立了白色恐怖的黑暗统治，使苏区遭受严重摧残，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革命骨干和无辜群众被杀害，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仅岗垄地区南山下一村，就被敌人连烧7次，缪成和一户的草寮，一连盖了12次，被敌人连烧12次。在敌人的血腥屠杀面前，寿宁人民却愈来愈坚强。1935年2月，南山下村的缪步长、缪怀宝、缪义成等52名群众被洪岭(今属福安)民团抓去，任凭香火烧炙，始终未供出红军和游击队的行踪；瓦窑坪群众龚阿三因掩护红军受伤被捕，受尽严刑，直至献出生命，敌人始终无法从他的嘴里掏出一个字，铁坪村赤色农会会员龚阿让遭南阳反动团总龚启銮捕去，龚阿让一口回绝龚启銮的威逼利诱，始终不吐露红军情况，最后被敌人夹破肚皮流出肚肠而牺牲。

    敌人惨无人道的血醒镇压，殃及全县5个区30多个乡的数百个村庄①，敌人残酷地制造“无人区”，特别是第五区(即东区)的院洋乡、仙峰乡、官路乡管辖下的麻竹宅、后洋、甲坑、石鼓等村及大安乡的交溪村，被剿成一片废墟，

    ①寿宁县档案馆1952年第1号老区档案。

成了典型的“无人区”。据不完全统计，在敌人的这次大“围剿”中，全县被烧毁房屋312座，住户达596户；牺牲的烈士达637人，烈属604户；被害群众150户，计181人，至于农具、家具、耕畜等的损失更是不可计数①。

    在艰难的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田园荒芜，哀鸿遍野，贫苦农民无家可归，露宿山林，任风吹雨打。寿宁苏区广大军民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军新十师攻陷中共闽东特委所在地福安官洋，马立峰率特委机关退驻雷柏洋，时闽东红军伤亡严重，局面已难久撑。在此情况下，中共闽东特委于1935年1月13日，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闽东红军的去留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独立师政委叶飞、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彪、闽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叶秀蕃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要矢志不移地保卫苏区，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否则，对不起广大的苏区人民；二是独立师负责同志的意见，反对与敌人硬拼，也反对与敌人纠缠，必须立即转移，跳到包围圈外去。在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叶飞当机立断，既肯定了保卫苏区的正确一面，也指出“与苏区共存亡”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把苏区变成游击区，从此转入游击战争；第二，独立师寻机给敌人一个打击后，迅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县份活动，开辟新区，把敌人引出苏区，以支持配合苏区斗争；第三，打，不要硬拼，不能与敌纠缠，给敌人打击后，迅速撤离。“洋面会议“是一次关系着闽东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克服了“单纯防御，拒敌于苏区之外，与苏区共存亡”的消极思想，确定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结束了盲目拼杀，被动挨打的局面。确保闽东革命力量在艰难的岁月里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得闽东革命的熊熊烈火始终燃烧在神州的东南一隅。“洋面会议”所确立的正确战略决策，是中共闽东特委从闽东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应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思想，解决了闽东革命的具体问题。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它充分说明了中共闽东党组织从年轻、幼稚逐步走向了成熟。

    ①寿宁县档案馆1952年第1号老区档案。

    14日，独立师探悉敌新十师3个团5000多人将开赴柘洋、福鼎“清剿”，途经彭家山。15日清晨，独立师和当地赤卫队计2000人埋伏于福安佳浆、彭家山和寿宁的平山岔(刘坪村附近)，虽给敌新十师以重创，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敌大批援兵赶到，最后独立师不得不分路突围。

    在撤退的路途中，独立师不断受敌袭击。不久，叶飞、赖金彪率领独立师主力渡过东溪，到达寿宁下南区的西塘村时，前有滔滔长溪之水堵住去路，后有敌新十师紧紧相逼，情况十分危急。西塘、塘西等村的苏维埃政府得知情况后，立即动员了32条“斜滩槽”，搭成一座简易舟桥，使红军得以迅速渡过长溪，进入寿宁苏区。但当独立师辗转到达寿宁县的三角林时，遭到了敌新十师一部的阻击。由于消息不通，我独立师处在毫无准备状况。此时，福寿游击队20多人在队长周阿淆的带领下，自纯池出发，经湖潭、平溪向三角林方向靠拢。到达上南区之叶洋铺时，遭敌偷袭，经过激战，除少部分队员突围外，余均壮烈牺牲。

    冲出重围的特委交通员吴进信连夜赶在敌人发起进攻之前赶到三角林，向独立师领导汇报敌情，使独立师能在敌人合围进攻之前迅速抢占大山顶主峰等制高点，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敌新十师队伍已向我独立师驻地三角林两翼运动。要想安然转移已来不及，形势很严峻，如果不迅速击退眼前这般敌军，摆脱其纠缠，一旦待追敌新十师主力靠拢，就有可能被敌人合围。鉴此，独立师决定利用三角林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

    天一亮，大约一个营的敌人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敌人叫喊着冲了上来。彭家山战役后一直被新十师纠缠着，憋了一肚子气的独立师指战员们，这下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他们将一腔怒火倾注在无情的子弹上，泄向敌人。随着一阵紧密的枪声和子弹的爆炸声，敌人潮水般地退了下去，山坡上、山坳里顿时扔下了几十具尸体。嗣后敌人又连续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几次进攻，均被打退。敌人见捞不到便宜，便全部退到我机枪、步枪射程以外，远远地与我军对峙着，企图拖住我军，等待合围主力赶到。聚歼我军。

    叶飞、赖金彪识破敌人阴谋，决定组织若干个小分队，待天黑时摸进敌群，袭击敌人，制造混乱，借以疲惫敌人，为夜间撤退转移创造有利条件。是夜9时，出各连抽出班、排干部组成几个小分队，借夜色掩护，摸入敌群，左右开弓，打了一阵枪，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不知虚实．辨不清敌我，稀里糊涂地打开了枪。小分队趁乱捉了几个俘虏，缴获了15支步枪，一个不缺地安然返回’。一时间，敌营枪声四起，一阵紧似一阵，在几个小分队的接连袭击下，敌人以为我红军主力攻进营地，吓得惊慌失措，敌一营长杨某连夜撤兵逃回寿宁县城。敌人一走，我军立即撤出三角林阵地，由副师长赖金彪亲自带队断后，借路余山岗、傍山垄，向福安穆阳一带撤退。

    1935年2月底，独立师进至蟠溪村，与敌新十师顾宏扬团相遇，队伍急向宁德方向转移，敌人紧追不放。3月1日，在宁德边界的官岭村被敌追上，并遭敌包围。独立师组织20多位战士抢夺一处制高点，以便控制局势，掩护部队突围。在抢夺战中，副师长赖金彪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赖金彪是个勇敢善战，机智果断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的牺牲，是闽东革命和红军的一大损失。

    1935年2月，安福县独立营营长游裕康叛变，引敌杀害了闽东革命的最早传播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马立峰。随后，特委代书记詹如柏在寿宁下南区遭土匪王光信捕捉，被敲断脚骨，送往福安赛岐。不久，英勇就义。

    同年夏，寿宁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宁德县委书记范铁民不幸于宁德天峰寺被捕，随后，被敌人杀害于宁德霍童石桥，时年21岁。在此之前，担任过连江独立第十三团领导的叶步兴不幸在一次与敌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这期间，闽东革命重要领导人施霖、林孝吉等又相继壮烈牺牲。

    恰于此时，坚持在岗垄地区的叶秀蕃、范式人派出交通员，到宁德寻找坚持斗争的叶飞、阮英平。叶飞把身边的独立师主力部队第二团交来人带去，归范式人指挥。并于同年4月间，亲率师部特务队，将企图叛变的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带至寿宁岗垄，与叶秀蕃、范式人会合，3人一起审问了冯品泰后，将其秘密处决。

    至此，闽东特委委员损失过半，闽东独立师减至数百人。寿宁革命的领导人也牺牲了一部分。寿宁革命陷入了第二次低潮。

    1935年春，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收集在皖南怀玉山遭国民党军队袭击而失散的先遣队余部800多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折回寿宁、泰顺边境活动。闽东独立师得到消息，即向寿宁、泰顺边境靠拢，以求与挺进师会合。

    挺进师回闽东的消息，使国民党闽东军政当局大为震恐。因其时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认为闽东红军已基本围剿尽绝，敌正规部队开始陆续撤离闽东，留下新十师、保安旅等反动武装驻防闽东，继续进行“清剿”。敌我力量对比变化很大，形势朝着有利于我方发展，寿宁革命形势再度出现转机。国民党闽东当局于4月中旬下令新十师所属各部向寿宁推进，于寿宁托溪、溪底及浙江庆元、南阳一带设防，阻止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会合。

    4月下旬，挺进师转战至寿宁的上东、林山一带，因敌情不明，突遭国民党保安二团马鸿兴部的袭击，遭受损失，政治特派员阿宝失踪，通迅器材散失。刘英、粟裕收拾余部转移至浙江活动。这样，恢复寿宁革命的这一有利时机遂告失去。

    二、笫二次反“围剿”斗争

    在敌人对闽东苏区的大规模残酷“清剿”一开始时，寿宁各级组织就已经有组织地投入了反“围剿”斗争。1934年年底，闽东特委应中共福寿县委书记吴显淮的请求，将独立师二团一部计200多人拨归其指挥。吴显淮率队由福安山头出发，经院洋插入泰顺岭北，取道西区地源向浙江云和挺进，沿途歼灭了数股国民党的零星部队，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在浙江银柘遭敌八十四师一部的阻击遂撤回寿宁境内。当部队接近地源村时，又与八十四师另一部约六、七百人相遇。面对强敌，吴显淮未能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而是指挥队伍盲目硬拼，导致队伍遭受重大伤亡，败退而归。后来，吴显淮率余部在福寿地区与敌周旋了4个多月，队伍被打散。   

    在南区，1934年12月，托溪八角亭反动民团团总吴正任带领团兵100多人，到阔丘、八定一带“围剿”我游击队。根据敌我态势，范振辉、吴阿五当即决定采取麻雀战的战略战术，避敌主力，攻其不备，打得敌人狼狈而逃。不久，不甘失败的吴正任，再次联合托溪周围各村民团，请来了八十四师一部，组成了500多人的反动武装，对南区再次发动“围剿”。南区游击队主力被迫由范振辉率领撤往政和一带。吴阿五则就地潜伏，继续领导南区革命。  

    在下南区，张阿晋领导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后扩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运用诈降计，捉捕了杀害詹如柏的凶手詹如逢、刘帮容，替詹如柏报了仇。

    1935年春，叶秀蕃因患大肠出血，回到寿宁好坑、官宅一带隐蔽治疗。在养病期间，鼓励幸存下来的同志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①。并写下了“遍地红花悲宿雨，满腔热血诉东流”②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痛惜闽东革命蒙受损失与继续革命的悲壮心情和坚定信心。在

    ①②王道亨、陈光鸿《叶秀蕃》(《寿宁英烈))第一辑第7页》。

三水笑

晚秋天暖

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