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磊落 丹心报国 学习范式人同志的优良作风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无产阶级革命家范式人同志。 范式人一直是我们敬仰的老前辈、老领导。我们在组织编写《范式人传》的漫长岁月里，他的事迹时刻感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范式人一贯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顽强执着的共产党员本色;对待原则问题坚持弄清是非，爱憎分明，伸张正义，毫不含糊;对待敌人，立场坚定，坚决斗争，毫不动摇，紧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对待同志，满腔热情，不论亲疏，以诚相待，严于律己，艰苦朴素，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可以说，他为党和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崛起山城 一生革命志不休 范式人诞生在福建省寿宁县城关南门兜虎山巷的一个贫民家里。寿宁县境内万山耸峙，路莽林深，溪涧纵横，地势险要，素以闽浙“两省之瓯脱，五界之门户”而著称(五界：指浙江省的景宁、泰顺和福建省的福安、政和、寿宁五县交界)。旧社会这里长期流传着的民谣：“小小寿宁县，一家豆腐店，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见。”“寿宁有‘三宝’：番薯当粮食，蓑衣当被套，火笼当棉袄。”这是山区小县贫苦人民饥寒交迫、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范式人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革命的。 范式人同志于1930年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武装组织红带会，是创建寿宁县党组织、闽东工农红军、闽东苏维埃政权、闽东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秘书长、闽东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转战闽东和闽浙边各地;在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历任中共闽东特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闽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1937年8月，他担任中共闽东特委的和谈全权代表，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进行了谈判，与其他同志一起胜利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任务，促进了闽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2月，接替叶飞同志担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并与王助同志一起主持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的工作;1938年6月，在中央东南局指导下，参加组建中共福建省委的工作，任省委委员、常委、军事部长、组织部长;1939年9月，率领福建“七大”代表团北上延安，代表福建省委向中央反映了福建党组织的情况，使中央对福建情况有了较全面了解，并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党的“七大”;1945年11月，抗日战争刚胜利，范式人就受命赶赴东北，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和省军区副政委、代理政委;1948年10月，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省军区政委;1949年5月，调任江西省九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副书记、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50年代初，调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中共粮食部临时党组书记(正部级);数月后又奉调任邮电部副部长、中共邮电部党组书记(正部级);60年代初，正当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兼福建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福建省第三届政协主席，1966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80年代初，重回邮电部任顾问、党组成员。范式人曾当选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出席“七大”、“八大”、“十二大”会议，在“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从范式人一生的革命经历和翔实的、鲜为人知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范式人的革命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黑龙江、江西、邮电部、福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他的重大贡献至今仍铭记在心。 临危受命 勇创经济新局面 范式人在福建战斗和工作的时间前后达30年，对福建具有深厚的感情。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42年，“位高权重”，更多地主持、领导经济工作。1945年-1951年在黑龙江省、江西省委任副书记、第一副书记六年，1952-1960年在粮食部、邮电部连续11年任副部长、党组书记，主管业务。1961年范式人奉命返福建省委任第二书记，这一年范式人已是52岁，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上任后，面对“左”的指导思想以及三年严重的困难时期，他积极协助叶飞，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采取的一个大手笔是以人为本，一方面，深入细致的做好党内外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千方百计调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认真务实地狠抓农村、农业生产和农民问题，发展生产力，战胜重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全省经济。范式人明确提出，必须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各方面都要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强调工交、财贸战线要扎根农业、服务基层，牢固地树立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国家观点，不要简单地用“加法”，要学会运用“加减法”有减有加，先予后取，促进农业的发展，巩固农业这个基础。他认为，要抓流通，促生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不要见利就争，设置重重关卡。 救灾，是当时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首要任务。范式人一方面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做好稳定群众情绪的工作，发动全党上下和广大群众抓紧抓好冬种，为改变暂时困难的局面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要求地、县不要层层开会，要抢时间，给重灾区群众立即安排救济粮。他认为，救灾工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抢时间就是抢救生命。他特别提醒受重灾的闽侯、福安两县注意安排好灾民的生活，保证不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提出适当调减粮食征购任务，好让农民休养生息。1961-1962年连续减少了征购任务，减轻了农民负担。 当时，范式人一直坚持主张放宽对自留地、自留山、自留船的限制，有些负责干部犹豫不决，害怕重犯“右倾”的错误。对此，叶飞提出了“一人一分自留地，冬季自由种一季”的设想，并给范式人写了一封信，说：“生产救灾最要紧的是对灾情要明，要作具体分析，心中有数，就要下决心。”范式人根据叶飞的意见，分析了各地情况，立即于1961年10月24日深夜23时签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要求各地(市)、县委坚决执行中央对社员自留地等政策规定，并在全省农村适当扩大社员自留地，一般可占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7%，每人应有一分自留地，当年冬种每户社员可向生产队借种一亩地，有条件的每户还可以超过一亩。福建省这项“冬季自由种一季”的政策，谁种谁收，归谁所有，以及其他放宽政策、规定共11条公布实施后，对促进地方干部放开手脚，鼓励农民生产自救，度过当时的生活难关，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范式人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理解“以粮为纲”的情况，提出农垦的工作方针、经营方针和生产目的。农垦工作的方针应该是，沿海和山区同时并举，规模应该是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发展。经营方针总的是，以粮为主，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但也要区别不同地区，如林区以林为主，林粮并举。目的是发展生产，要把山区和沿海都开发起来。 在工交方面，范式人谨慎地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主张保证重点，严格控制新建项目上马，停建缓建一大批在建项目，关闭或停产280家工矿企业，强调把轻工业、手工业的产品质量抓上去。 在财贸方面，范式人十分重视实行农副产品奖售政策，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特别是主张放宽海外邮递规定，鼓励华侨进口物资。从而使进口包裹的数量不断增加，月平均达3000件以上，每月副食品进口1000吨左右。这对于帮助侨区群众度过难关，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范式人对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自由市场不可没有”，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农村商业的一条渠道，是在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领导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进行商品交易的自由市场，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补充。并以省人民委员会名义，作出了14条试行规定，体现了省委、省人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可贵精神。 范式人主张扩大对外贸易。1963年11月14日，省对外贸易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他要求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要多方面组织出口。收购方面应该善于掌握政策，从生产、收购到运输出口，都要树立整体观念。要做到不浪费，不损失，及时地把出口物资运到口岸出口，不误时令卖好价。要继续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要很好研究外商的反映，讲究质量，改进包装装潢，要有点气魄，要培养一些专家，学会交际。 由于范式人与省委一班人思路清楚，措施果断，工作细致，福建的生产很快得到恢复。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市场出现生机，财政收入增加。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范式人协助叶飞实施省委的决定，强调抓好工农业生产，不允许“文革”冲击和影响生产。1966年7月26日晚，范式人主持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副省长高磐九、省农业厅副厅长王培祥分别就工交、财贸和农业生产问题讲了话，作了部署。范式人接着强调指出，现在正是夏种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定要走在时间前面，保证农业丰收。他批评那种以为“突出政治”就不谈抓生产的倾向，认为不应当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而要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到“精神变物质”。他明确要求一定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拿出力量，组织班子，到生产第一线，把工农业生产以及同广大群众生活有关的国计民生抓上去。 这些都体现了范式人求真务实，稳健从容，遇难不乱的风格。 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自成碑 范式人同志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始终保持着严以律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他常说，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公仆。他从延安去东北数千里行程中，中央给他配一匹马骑，他却不享用，而让给病号或驮行李，在东北工作期间，生活确实艰苦，全体干部吃的是玉米碴子粥，穿的是更生布，每人一条小被子，晚上许多人还睡在办公桌上，范式人同志与全体人员同甘苦，共命运，冬天只穿一件便服小棉袄。 1961年8月，当范式人一家整装准备离京返闽工作时，邮电部干部司考虑到他们一家生活并不宽裕，又处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回到福建后亲朋好友往来应酬必然增多，负担加重，便研究给他补助300元。可他一分钱也没要，把钱退还给干部司，说：“将这钱补助给困难更多的职工吧!”当时，前来送行的许多司局长依依不舍，大家含着热泪赶到火车站来与相处10年之久的老书记道别。1965年春节前夕，福州市园林管理处给范家送了一盆水仙花，他听说要交一元成本费，便立即要秘书去处理，还索回了发票收据。平时家里的电唱机等，坏了要修理，他都一一付钱。当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福建前往探望的乡亲带去一两斤茶叶，为了待客，他留下了，但坚持要付钱。 1980年3月，他重返邮电部工作时，部里给他一家安排了稍好一点的住处，当他知道公家每天要花17元住宿费时，说什么也不住了，硬要搬到邮电职工疗养院的一个普通房间住下。长期以来，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出差不住高级宾馆、饭店，尽可能住在邮电招待所里。这样，既便于了解邮电部门的基层情况，又节省了一笔差旅费。同年8月，他出差到西安市，就住在陕西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办公楼调剂出来的房间里，睡的是硬床板，被褥是从邮电招待所借来的。接待人员过意不去，他却微笑着说：“住在这里，既省钱又方便工作，有什么不好?”有时，他还自己打开水、搞卫生，洗刷开座谈会用的茶杯、烟灰缸。他严格按照伙食标准在省局机关食堂就餐，并不让食堂给他加菜。 1980年4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邮局门前排着一队人在等候买当天的报纸。行列中有位身材魁梧的70来岁的老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敬重他这么大年纪还关心时事政治和活到老、学到老的可贵精神，可谁也没有料到他就是当过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和邮电部顾问、原党组书记、副部长范式人。这次他出差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并附带复查一下病情。照理说，像他这样的部级领导干部，出差到下属单位找几份报纸看看，只要开口说一声就行了。可他并没有开口要，而是一到上海就对随行人员说：“请给我订几份报纸，钱我自己掏!”工作人员给他临时订了半个月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由于订的报纸一时不来了，所以范式人便起早亲自到邮局排队零星购买。 范式人十分注意节省公家费用。有一次出差上海，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大好，便给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临上机时才把票给他。他发现后，马上板起脸孔严肃地加以批评，但想换票已经来不及了。下飞机后，他对工作人员说：“我之所以坐飞机来上海，是因为我了解这趟班机的普通机票比火车的软卧票便宜。其实 ，头等舱和普通舱并没有多大区别，何必多花公家的钱呢?唉!你要知道，我们的钱是人民群众和邮政职工8分钱、8分钱(指当时国内一般信件外埠资费)积攒起来的。公家一分钱，百姓一身汗，来之不易啊，以后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了!”出差期间，工作人员随身带有从邮电部机关领来的办公用品，但他为了替公家节省费用开支，一路上给那些个人来信复信所使用的稿纸、信封等，大多是自己掏钱在当地现买的。这在一些假公济私者眼里，简者不可思议。 范式人同志厌恶“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以权谋私的坏作风，他公私分明，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和亲属谋私利。1961年他在福建工作，好心的同志把他的侄媳从外地调回福州市，他知道后，坚决将她退回原处。他的4个子女，都是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考上大学的。 他一生俭朴，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一直保持着公仆本色，这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 今天，我们以此文缅怀范式人同志，永远学习他的革命意志，坚强的信念，高尚的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宣传、贯彻、践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制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范式人同志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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