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杂文报》精美杂文摘选

明正

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陈大超

    在一个论坛上注册了好几年，也时常上去发贴、跟贴，不过，直到最近，我才传上自己的一张照片作为头像。没想到一个网友很快跟贴说：“哈，陈大超跟我想像的一样：积极乐观，随遇而安。”呵，还有人如此关注我。既积极乐观，又随遇而安，这说法也挺有意思。只是，在“随遇而安”上，他了解我到底有多少呢？
    应该说，他说得有一点对：在物质生活上，我确实是随遇而安的。物质上，再差的环境，再差的条件，我都可以吃得香，睡得着，过得下去。记得在青海当铁道兵的时候，我们是早上进隧道施工，晚上才从里面出来。中午的饭，是炊事班的人送进去吃的。那条长达四公里名为“关角山”的隧道，地面上处处都是大便。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蹲在大便丛中。每次都吃得很香。睡呢，是一个班的人睡在一张土炕上，每个人的铺位只有四十厘米宽。记得有个战友，打鼾打得特别响，一个刚分来的朝鲜族战士，晚上被他吵得睡不着，不由得坐起来冲他喊道：“你的打呼噜的不要，我的觉的睡不着。”逗得我险些笑出声来。从部队回来，好多次都是一根“甘蔗”，那些最甜的部分，都是一节一节落到别人的手里，而我只能吃“甘蔗梢”。呵呵，“甘蔗梢”，我也能把里面的汁全部嚼干。
    这些年，我认识的不少人都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小车，过上了远比我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我内心深处，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动。我骑着很破旧的自行车上街，依然是神情坦荡，来去自如；我在我的不起眼的房子里吃饭睡觉，依然是有滋有味，香香甜甜。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说我“随遇而安，不思进取”，我一定虚心接受。
    但是在精神生活上，我却是个敢于出众、绝不随波逐流的人。在青海高原，为了把自己和战友们，从比沙漠还要枯燥的业余生活中“拯救”出来，唱歌经常唱跑调的我，居然敢于站出来教全连的战士唱歌；最怕登台演戏的我，居然一口气编了二十多个文艺节目，还亲自登台演相声，演小品，演话剧。有一段时间，手抄本《少女之心》流行，好多人都在那里偷着抄，偷着看。有一天睡过午觉醒来，一扭头，发现有人把它放在我的枕头边上了。虽然四处没人，但我只看了一行就把头扭开了。这期间我看的是《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雪莱诗选》、《艺术概论》等等让我受益终生的书。参加工作后，有几年我住在集体宿舍里，同宿舍的人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打牌的打牌———不论他们闹腾得多么快活，我都坚持不拢边，哪怕他们嘲笑我“不会生活”，我也仍然一意孤行自得其乐地做着他们眼中的“呆子”：只对自己的梦想微笑，只跟能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肝胆相照。
    一直到今天，我对我读的书刊，我对我看的视影，我对我听的音乐，我对我交结的朋友，我对我的情感表达，我对我的理想追求，都是非常苛刻的，容不得自己随随便便，得过且过。在这些方面让我随遇而安，那等于是把我的灵魂放在砂轮着打磨，我一秒钟都受不了。好在人的精神生活比起人的物质生活来，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更大的选择自由。好在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品位的，说到底，还是体现在他的精神生活上。
    呵呵，一个人要过得好，过得有价值，有些方面无论如何是不能随遇而安的。

明正

换一首曲子唱怎样
阮直

    记得上一届歌曲大奖赛时，一个评委在给一位歌手指导时说，你这次唱得不好，不是说你水平不行，而是你选择的歌曲不对，你不妨换一首曲子。你初赛时唱的那首曲子就适合你，你是不是嫌那首曲子没有高音部分，怕展示不出你的实力才改的？歌手一下子恍然大悟，自己总是想表现高音的本事，结果把自己唱委婉的优势忽略了。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不知道为自己换一首曲子的人何止是歌手呢。
    北大博士后廉思的《蚁族》一书让“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受到了社会关注。看到那些在大都市因扎堆而找不到工作被“受封”为“蚁族”的这部分人群，我心里很酸楚，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竟变成继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弱势群体”，被“受封”为“蚁族”，这其中的原因真的那么复杂吗。
    如今批评谁、指责谁、抱怨谁，谁也帮不了“蚁族”迅速脱离艰难的处境，因为谁也保证不了让大学生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就业岗位，谁也不能帮助大学生结婚就能少贷款在大都市买到房子，谁也满足不了大学生们都想在大都市站稳脚跟的愿望。其实，好岗位也不是今天才稀缺的，虚高的房价政府如今想管都不知从哪儿下手，眼下谁都不是上帝，就算还有个“救世主”出现，先救的那一拨人中保管没有你。
    真的就没办法了吗？也不是的，你自己选定的高音你就自己扯着脖子喊吧，是跑调儿、是唱不上去，都是自己选的曲子，抱怨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如果是我，我就会换一首曲子唱，我会选择一座县城或比县城还小的乡镇。买房子一千多元一平方，有部电单车就可上下班了，那里的医院、中小学、农科站、种子研究所、文化站、气象监测点、民营企业都缺专业对口的大学生。即便暂时不能入编，聘任制的也差不到哪儿去。大学生下到乡镇工作，三年就能“唱主角”。
    只要不比奢华，过过简单的日子，城乡差别也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大了。互联网时代，城乡的信息来源几乎是同步的，工作讲究的是创意，施展的是智慧，不再依赖于大厂房、大设备、大动力、大协作的工作环境了。倒是那些蜗居于大都市的人，彼此互不往来，天天见着的人多，可闻到的人情味却少。机关多，公司多，找到工作的机会却比乡镇还少，就是有了工作，五年之内还是跑跑龙套。哪像在基层，上岗就是上套，想不干都不行。
    如今有些大学生，坐而论道都行，但实际操作就差了，有的连一份活动方案都写不好，三百个字能写明白的新闻稿，八百字也没写到要点上。这样的大学生要是没机会多锻炼，总想找关系、靠家族的背景混入大机关，就算是当上了官也是个草包官。
    这个世界的辉煌不都是在大都市创造的，就像成为名曲的不都是交响乐，小调、小夜曲一样不朽。达沃斯、日内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也都不是大都市，可当今哪座大都市有这些城市的魅力大？
    换一个舞台，换一首曲子，就会有不同的效果，舞台大，轮不到小角色出彩，曲子高，不一定谁都拔得上去。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唱十首大合唱，不如在县城的小剧场来一个单出头。赵本山的起点就是乡下的大场院，有实力蕴藏着，也得有机会表现着，实力都是在实践中展现的，总也没机会展现的实力就不是实力了。
    什么东西聚堆都容易贬值，大学生如今被符号为“蚁族”，就是扎堆大都市形成了“蚁窝”。换个地方，换首曲子试试，这样的改变是自己能做主的。

明正

声音是看世界的另一只眼睛
孙道荣

    一位通讯员拿着厚厚一叠照片，来报社投稿。我接待了他。
    一张张翻下去。很遗憾，大部分照片质量很差，很多照片模糊不清，有的是拍照时手抖动了；有的是没有对焦，虚了；有的根本就没有取景，画面杂乱无章，似乎是随手拍下的。
    他是我们报社的老通讯员了，拍照的水平还可以啊，怎么这次拍的照片都这么差？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说，这些照片不是他的，而是盲校的孩子拍的。他告诉我，为了让盲童们感知世界，学校特地组织了十几个孩子，拿着数码照相机，走上街头，凭着听力捕捉瞬间，拍摄身边的世界。于是，就有了这组照片。
    凭借听力拍照？这可是第一次听说。我再次端详着手中的照片———
    这是一张背景很乱的照片，人头攒动，是大街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场景。他指着照片说，这是学生小丽拍的。当时，她拿着照相机，站在热闹的街头，到处是嘈杂的人声，她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忽然，她听见人群中有个孩子在惊喜地喊奶奶，紧接着，她听见祖孙俩人快乐的笑声。她将照相机对着笑声的方向，摁了下去。小丽为她的这张照片取名为《街头的快乐女生》。听着他的解说，再看照片，乱糟糟的画面突然活了起来，我从那些奔走在街头的脸谱中，找到了隐约可见的两张笑脸。因为没有取景，这两张笑脸一点也不突出，被淹没在了众多漠然的表情中。但那确实是两张笑脸，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仿佛还能听见她们的笑声。
    他翻出另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叫海涛的学生拍的。照片的主景，是灰色的地面，和一溜快速走动的双腿。他告诉我，与别的盲童不同，海涛不是先天性失明，而是五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事故，失去了双眼，在他的脑海中，还留存着这个世界的影象。为了治好他的眼睛，他的父母几乎倾家荡产。站在街头，海涛将他手中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了路面和那些疾走的脚步。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急促的脚步声，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在这个忙碌的街头，谁还会在意你匆匆的脚步呢？谁又会停留下来听听自己的足音？盲童海涛却为我们听见了。有意思的是，他让老师为他在照片背面题名《慢》，他是希望我们成人的脚步，能从容些吗？
    通过通讯员的解说，那些拍摄质量很差的照片，忽然变得生动起来。这些照片，都是盲童们通过他们的耳朵听来的，我们在用眼睛看的时候，如果也能竖起耳朵听一听，也许感觉就会迥然不同。
    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堆杂乱的树枝，树叶已经落得差不多了，显得光秃秃的，画面看起来一点也不美感。可是，当我竖起耳朵的时候，我听见了树枝上，一只燕雀的歌唱。我已经多久没有听见城市上空，小鸟的鸣叫和它振翅的声音？
    有一张照片，是一堵墙脚，一只小狗，跟在另一只小狗的身后，前面的小狗，头和半个身子已经跑出了画面。看着这幅照片，我哑然失笑，后面那只小狗屁颠颠的样子，也许急得哇哇叫吧。
    还有一张照片，看上去模模糊糊，分辨不出是拍什么的，估计是哪个孩子摁错了快门吧。通讯员却解释说，这是学生小勇拍的天空。天空？那么，他听见了什么？是小鸟的鸣叫，还是飞机的声音？是风筝的哨声，还是呼啸的北风？
    ……我一张张翻看着，我被孩子们凭借声音拍出来的照片，深深吸引住了。这些孩子，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却清晰地听着这个世界，听见了它发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声音，那是他们看世界的另一只眼睛。而透过声音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如此美丽，让人迷恋。

明正

乡下日子
刘志坚

    对门院子老杨，儿子接他去上海，过神仙日子去了。
    我们是多年邻居，在河边开了一块菜地，常在一起锄地，一起聊天。有时在院子里下棋，在路亭里纳凉。现在他们夫妇俩走了，去了大城市，去逛商店，逛公园。夫妻俩游走于花花世界，那种爽啊，让人羡慕死了。
    想不到三个月后，老杨又回来了。听他口气，再也不去了。我们说，真是土包子，有福不会享。大城市是神仙府，不去是犯傻啊。
    老杨原是郊区农民，从前靠卖小菜为生。现在儿子钱多得用不完，在繁华的市中心，为他买了三居室的房子。住30楼，有电梯，生活方便。他们只住了几个月，就土头土脑地回来了，而且铁了心不去了。这事，正如“井蛙归井”的寓言所说，一只井蛙想去大海，让大鳖驮去大海。因为大海没虫子吃，住不惯，又让鳖驮回井里。
    我们问老杨为什么回来？他说，在那里过日子，人就像坐在笼子里一样，憋气。分不清南北，像关禁闭，有哪样好？
    “出门要坐车，屁大的事转上半天，真的不好玩。”老杨见我们一脸困惑，就尽情倾诉，说大城市的高楼，直溜溜地拔地而起，像一山笋子，一支比一支高。远远一看，就是一只只竖起来的笼子，很豪华的水泥笼子，立在那里，让你去钻。送你上下的电梯，也是笼子，铁的，上下移动。让你成天就在这样的笼子里，钻出钻进。
    听老杨一说，我们都笑了。他说房子和电梯是竖着的笼子，车子也是笼子，是横搁在地上的铁笼子。公交车是大笼子，轿车是小笼子，地铁是长笼子。都装上了轮子，可以滚动。人一出门，就从竖着的笼子，钻进横在地上的笼子。老杨把头一摇：“那日子呀，真没法过。一天到晚，滚来滚去。滚了几个月，心烦，就滚回来了。”
    老杨是个道地的农哥。按他的说法，住进了高楼大厦，就是钻进了笼子，坐井观天。尽管房子是木质地板，木质板壁，木质家具，很环保，很舒适。车子也不错，高档时尚，很气派，很美观。但在老杨眼里，房子和车子，也只是木笼和铁笼的区别，只是滚动的和固定的区别。但笼子还是笼子啊。
    我们说这是社会进步，是高科技、高质量的现代生活。可老杨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硬说在大城市里过日子，头不顶天，脚不踩地。晴天不见太阳照，雨天不见雨丝飘。远不如在乡下自由。他说，我住这泥土屋，又透气，又凉快。土路四通八达，又松软，又方便。想去哪儿，抬脚就走。脚踏泥土，路边是豆子麦子，绿水青山，看着养眼。出门办事，踩个单车，一路风光。累了，在树下一坐，可以养神，可以唱歌。下河洗澡，上山打鸟，几多自在？
    没想到老杨的这一说法，竟得到很多邻居的认同。有些老人点着头说：是的是的，人又不是鸟，何必在笼子里钻来钻来，还不如在乡下过。他们还补充说，某某的老爹，喜欢乡下，也不看好城市里的摩天大笼子，尽管那是用银子堆起来的。
    也许人老了，不再狂热地追求时尚，竞逐繁华，只习惯于宁静，崇尚简单。所以惦记着乡下，惦记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老杨选择乡居生活，任别人说他傻也好，宝也好，笼外天地宽，反正动摇不了他偏居乡下的决心。
    也许，对老年人来说，乡下的自由自在，清静闲适的生活，才是神仙日子，心安是福啊。

明正

贺卡里的宛转流年
丁立梅

    第一张贺卡，是送给我的语文老师的。
    那时，我在乡下中学读初中，语文老师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弹一手好钢琴，朗诵的声音像电台播音员，他很快赢得了我们所有学生的喜欢。新年了，我很想送他一件特别的礼物，然乡下孩子，穷，有什么可送的呢？刚好我的一个同学在城里的舅舅，给我的同学寄来一张贺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贺卡，浅白的底子上，飘着一盏盏红灯笼，真别致啊。
    当时，贺卡只在城里有，乡下没得卖。我挖空心思说服父亲陪我进城，手里紧紧攥着平时积攒下来的碎币。城里的五光十色是来不及看的，一头奔了贺卡去，细细挑，慢慢选。最后选中一张，画面上，一个小女孩半蹲着，在吹蒲公英，她身后的草地，碧绿青翠，一望无际。我只觉得美，只觉得它很配我的老师。回家，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字：“敬爱的老师，喜欢您！祝您新年快乐！”想了想，最终没署名。想我的老师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送他那张贺卡的吧。年少时喜欢一个人，很圣洁，把他当作心中的神。
    高中时，有同学在一张贺卡上写了一阙词：“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只看一眼，心肺便被贯穿，我后来才知那是纳兰性德的词。同学把这张贺卡当作新年礼物送我，他说：“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老了。”我听了，心里划过一道深深的波，每滴每滴，都是疼痛的惆怅，一瞬间，仿佛老了去。现在回头看，有的，只是微笑与感动。青春无敌，哪怕是忧伤，哪怕是疼痛。
    读大学时，我曾寄过贺卡给我的父亲。在贺卡上，我很是郑重地写下“父亲大人”这几个字。贺卡飞到小村庄，引起不小的轰动。乡邻们哪见过这个呀，且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亲大人。我父亲从村部取回贺卡，一路之上，不断有人索要了看，他们一脸羡慕地对我父亲说：“你家丫头出息了。”这让我的父亲非常得意，那张贺卡，父亲一直收藏着。我现在每次回家，他都要说起，脸上的表情很沉醉很生动。这让我很怀念那时的自己，那么单纯懵懂地对待这个世界，一往无前。
    时光是只橹摇的船，咿咿呀呀的，这边还没在意，它已摇过一片水域去了。很快，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头几年，真是热闹，同学之间书信往来不断，过年时，贺卡更是少不了的，我会收到一堆，也会寄出一堆。去买贺卡，慎重得不得了，一定挑了晴天丽日去，一家店一家店去淘，一张一张的精挑细选，在脑子里回想同学的模样，和他们的糗事，一个人，偷偷笑。
    贺卡买回来，先自个儿欣赏了。然后净手，开写。在夜晚，在灯下，是最好的。那时，一个天地都是宁静的，思绪可以放牧得很远。白天就在脑中构思好的一些话，掏出来，左斟酌，右思量，这才在贺卡上写下。贺卡寄出了，一颗心，也随之放飞了，那种喜悦与真诚的祝福，无与伦比。
    后来，成家了，渐渐被红尘俗事淹没，再没了那颗欢愉和跳跃的心。同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稀疏，直至无。
    也会在新年里，收到贺卡，是我的学生或读者寄来的。贺卡一律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大好的年华，开在上面。我对着它们看，心中轻轻淌过一条岁月的河。谁还在贺卡里的巧笑倩兮？一地落叶黄，宛转流年，流年宛转。

明正

如果树会说话
叶倾城

    学者谢泳，在研究西南联大的时候，注意到：当时同班的学生，后来的差别主要出在机遇上。“是机遇影响了才能，不是有才能就能得到机遇。有才能没有机遇，才能慢慢就没有了，有机遇，没有才能慢慢也会得到发展。所谓居高声自远。”
    同学少年的日子，大家都是纤纤小树，生长在同一片苗圃里。渐渐分散到人生的莽苍苍大森林里，有些不幸落在低洼，有些却有缘栽种在山顶，比周遭的林木都高出一节，于是更多的阳光照在它身上，春天的第一场雨都给了它。自然，狂风暴雨季节，它也会首当其冲，在风中凌乱，断了一地的枝桠。但，一年不过一季台风。
    春风和暖里，风把它的花粉送得远远；夏日，信天翁借它的肩胛落脚；到了秋季，也是风，把它的种子洒遍天下。无它，高人一等而已。而随着它越长越大，成为参天大树，小小的风对于它，连摧折都无能为力了。它得到的越多，其他树就得到越少———资源，不过就是一碗饭，你多吃一口，其他人就饿着。
    这是树的残酷，也是人的残酷。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往往还没有两棵树之间来得大，毕竟人家还可能不同科不同纲不同属，而我们，都是人科人属智人种。所以，能流传千古的名言，不见得比隔壁张大妈的口水话更真知灼见；伟大的、撼动世界的发明，多的是人曾心念一转想到。区别何在？不是说了什么，也不一定是谁说的，往往只取决于，你在什么位置上，风帮不帮你忙。
    就像如果树会说话，森林里也有窃窃私语，最矮的灌木丛，满腹隽语只能说给小草听———小草可能还似听非听。而百年红松，才有资格发出松吟，好风凭借力，松涛入你梦。
    你要当灌木还是红松？想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还是笑傲风云？你是愿意湮没人海，默默无闻，还是成为参天大树，活出人的丰盛美好？一切，都是你自愿的选择。

明正

贪而无获
苑广阔

    小时候，外公家的门前有条不大不小的河流，当时环境还没有现在破坏得这么严重，河里有很多鱼虾。外公闲暇的时候，就会拿着他那张大网，去河里捕鱼捞虾，给全家改善伙食。
    有时候农活太忙，外公没有时间守在河边，就在头天把网在河里下好，等到第二天早上去收网，准能有不小的收获。我和舅舅家的几个表弟，觉得外公捕鱼的方法实在太简单了，要是允许我们用网捕鱼，我们保准也能捞到很多鱼虾。
    有一次，外公出远门串亲戚，要好几天才能回来。我和表弟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几个人拖着外公的大网，来到了河边。
    在下网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鱼是从上游被水冲到下游的，如果我们用网把河拦腰截断，那么所有从上游来的鱼虾，都会一条不漏的被网拦下来，这样一晚上，肯定会收获颇丰。说干就干，表弟脱了衣服下了河，牵着一头网绳，把网从河这边拉到了河的另一边。
    我们固定好了河两边的网，觉得万无一失了，就安心回家，只等着明天来收活蹦乱跳的满网鱼虾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河边，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地开始收网。
    可是，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收上来的网不但没有什么像样的鱼虾，而且连网也变得破烂不堪，好几个大洞。我们既迷惑不解，又担心把网搞坏了被外公责备。
    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舅舅看我们几个的样子，问了问，就笑着说：“你们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最后反被大象踩死了。”我们不明白舅舅话里的意思，舅舅接着解释说：“你们想把河里经过的鱼全部捞上来，所以用网把整条河都拦了起来。可是你们不知道，河里不但有鱼虾，还有石头啊，树枝啊，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是昨晚又下了一场雨，河水猛增，里面的东西就更多了。这样一来，不止是鱼虾，那些石头，树根，也都被你们的网给拦下来了，不把网挂坏了才怪呢。”
    事情过去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就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当年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标准的贪而无获：想得到更多，更多，但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让我们明白，做什么事，都不能太过贪心，都应该留有一定的余地，就像在河里下网，不能想着把所有的鱼都拦住一样。

明正

自己的事让别人争着去做
黄小平

    一个小男孩捉到了一只母兔。不久，母兔产下几只小兔。小男孩没钱买蔬菜给兔子吃，也没时间去打兔草。为了不让兔子饥饿而死，小男孩想了一个办法，他把邻居的小伙伴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果谁愿意打兔草给小兔子吃，就以他们的名字给小兔子起名。小伙伴们一听，都争着为小兔子打兔草。结果，小男孩没有花一分钱，不但没有让小兔子饿死，反而让它们一只只长得膘肥体壮。
    小男孩没花一个铜板，却把自己本来做不了的事，让别人争着去做。小男孩从这件事中受到启发，长大后，他如法炮制。一次，他为了独揽一条铁路的铁轨生意，找到了承揽这条铁路修筑权的董事长，说他有一个大型的钢厂，为了提升钢厂的名气，想请求用董事长的名字给钢厂取名。董事长听后，欣然同意。不久，董事长就把这条铁路所有的铁轨生意都给了他。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钢铁大王的卡内基。
    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让别人争着为你做事，那你也得给别人甜头。这个甜头是什么呢？在很多人看来，给别人金钱和财富最管用，其实，金钱和财富都是有价的。真正聪明的人，给的不是这些，他们给的是比金钱和财富更管用的东西，那就是不用一分钱就可以给别人的名义和名分，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让别人为你效力，给金钱和财富这种看得见的物质奖励，不如给别人诸如名义和名分这种精神的荣耀更能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

明正

你没那么多观众
周华诚

    有个朋友，45岁以后方才创业成功，生意做得蒸蒸日上，每天都在酒店、谈判桌、会议室里打转，从早上7点出门到凌晨一两点才睡。员工见到他，总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样子，脸上丝毫没有疲惫。
    可他的女儿懂得真实的他。每天回到家，都没有力气跟她讲话，只是倒头就睡。也没有休息天，就算过年，吃过年夜饭，也去厂里慰问员工。从春到秋，看他架着脚窝在沙发里陪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时间，掐指头也数得出来。
    照理说，事业干到这个份上，他也该让自己紧绷的弦松弛下来，家人和朋友也劝他多次，让他出去旅游、卸卸担子。可他总是走不开，“你让我怎么放心得下这么一大摊子事？”他说的也有道理，几千个人靠着他吃饭呢。
    完全是大家都想不到的意外，在医院的一次体检中，医生神色凝重地在他的报告单上潦草写下“疑似”和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张报告单，像一根突如其来的巨针戳痛了他的内心，家人强制性地把他送进了医院，什么事都放下了。住院整整30天，连手机都关掉了，谢绝了任何人来探望。只有家人，陪着他天天去医院葱郁的后山上散步、聊天、听鸟鸣、看夕阳西下，就像突然醒悟过来，他看见生活是如此美好，而所剩无多的每一个日子，都应该怎样去珍惜。
    又过了半个月，等到上海的复检报告出来，大家转悲为喜，身体那个疑似的部位只是良性，只需简单处理即无大碍。他也如释重负，仿佛天地一下子大了许多。
后来才知道，他不在公司的那些日子，公司如往常一样运转得很好，那么多得力的员工施展出了各自的潜能，把业绩做得更漂亮了。听到这些，他仰头一靠，把身体舒展在阳台上的躺椅上，长长地舒一口气，平生第一次那么轻松地睡了一个午后的懒觉。
    有一次看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正好是一位我原来非常喜欢的明星。几年前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淡出了娱乐圈，外界纷纷猜测，原因莫衷一是。现在才知道，当时他的想法真的非常简单，只是觉得太累，想换个生活方式过一段日子。主持人问他，当时那么果断地离开，心里究竟割舍得下那些么———多少演员穷其一生都达不到的红火、数以亿计的狂热追随者，以及，那么丰厚的物质回报？
    他沉吟了一会儿，缓慢地说，其实如果说当时一点儿不纠结，那是假话，只是这些都是虚名与虚利。“我对自己说，其实你没那么多观众，别那么累。”他讲这句话时，全场静默，之后便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其实，谁的人生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活成了“明星”，都是在为“观众”而活。就像在一场拉力赛上，你拼尽全力地跑，就算真的跑不动了，也只有咬牙坚持，因为———那么多在看着呢，那么多眼睛在巴巴地望着呢。
    而比一场比赛不同，人生并非为了快速到达终点，而只是为了体验每一天、每一刻的美好。当你无法割舍太多的纠葛之时，你的人生便已经被绑架了。
    我那位生意场上的朋友，现在的日子就过得很悠闲。而那个大明星，依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大明星，更是人们生活哲学的“大明星”。真的，你换一种活法，“观众”照样很快乐，因为这个地球少了谁都一样在转。所有的“观众”，究其实只是你心里的樊笼。
    真的，你没那么多观众，别那么累。

明正

九进一”之年杂感
阮直

    其实，几进几都是个增长，但中国人尊重九，九为大，不敢封十，留出一个机动“指标”的活口儿给上天安排。所以大禹制鼎时只做了九个大鼎就住手了，象征着九州方圆。此后的三皇五帝叫个“九鼎之尊”也就是终端的封号了，可见九在国人心中的分量。
    2009年在我的心中就有九鼎之重，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经历、智力的顶峰之年了，从此之后我就开始了人生的下坡之路。唐朝诗人刘希夷有一首乐府诗《代悲白头翁》，其中有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多数人都是误读了这句诗的原意，硬是把这句诗升华为人生的进取、进步后的美好变化。其实这是一个暮年老人对青春易逝、生命短促的无奈之感。草木虽则一秋，但毕竟还是年年相似，该红就红，人则不同，今年找不回去年的模样，就今天才是你这个活着的生命最年轻的一天。
    2009年我恰好是55岁，按联合国的年龄标准线划分，我还算中年，可这个中年是“名义”上的，那是鼓励人们要保持年轻心态用的高帽子，我不相信这个标准。我这人就信组织的，组织制定的选拔领导干部标准为45岁，46岁就你是“明日黄花”了。好在人生除了当领导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干，不然的话人这一生可就太短了。
    其实，人生多长都是个短，也多亏短了，要是都能活它个五百年，那这世界不知该折腾成什么模样了。即便是短暂的人生我们其实也不知珍惜。回顾我的2009年，面临着人生的下坡路我不还在为生命“加油”了吗，55岁的人都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我还在“恶补”一样地读书，不是自愿想读的时候还在硬读，自己给自己找苦吃；还不能拒绝名利的诱惑，又申报了职称的晋级，不停地参加征文大赛，有了荣誉又沾沾自喜，多收入了几个小钱儿，又犯了“喜洋洋”，被名人夸奖几句又铭刻在心。多荒唐呀！谁都知道，如今有些职称连个婊子都不如，我还是往它的身上粘，活得就是不明白。其实谁在乎你是中级、高级职称呢？就是那些得了诺贝尔大奖的人，若是没有巨款跟着也没人关注他们，我们艰苦奋斗创收的效益不过是存折后边的一个零，名人赞美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表现他的见解独到，认知深刻，并无意于我们价值的轻重。蚂蚁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于人类不过是一次搬家，猴王争霸，打斗一天，头破血流，我们还不是当游戏看了，人才不关心谁是猴王呢。我们在他人心中就是蚂蚁和猴子。
    与我们形成生命关系的人和物其实都不太多，要不向往奢华的日子，保障个简单的温饱如今并不难。几个小钱就能打理一个小康的日子，难的是我们渴望的那份生命温暖，形成与我们灵魂相爱的关联，它能相助我们对付生命的孤独与荒凉，可是人们找不到它，它在哪里呢？2009年我发现了，它不光是你自己，而且还有别人，这个别人就是你对象化的自己。你先给他温暖，你先让他成为神，他成为神也就能帮助你实现了救赎，没有相互真爱的个体生命是无法实现灵魂救赎的。
    2009年读美国学者尼尔·唐纳德·沃尔什的《与神对话》，我知道了只有放弃对物质、对名利的欲望才会让自己轻松，才能把爱作为生命的专业一心一意地去做。这样做了，就能能让灵魂多些神性。我们要实现的神性就是“让你的爱把爱你的人推进世界———让他们去完满地经验他们的身份。这么做你才是真正爱过的人”。
    我在人生的黄昏之年明白这个道理，真的是太晚了，因为那是我一生想要探究的事，如果我早一点觉悟，我的生命不会如此沉重，就算我一时做不到轻松，也不会晚到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