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地方革命史

明正

第二节  寿宁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建立党的县级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1932年10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谢廷清到达寿宁检查工作，在范式人的陪同下，到大安检查红带会的组织工作，随后，范浚、范式人陪同谢前往西区的炭山、交溪一带巡视，了解那里的“赤色农会”的活动情况。回鳌后，叶秀蕃和范浚认为根据形势需要，向谢廷清建议在寿宁建立中国共产党县一级的机构。但谢廷清不同意，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宜成立县委。后经3人商讨，决定成立特别支部，于是，第二天便在鳌阳叶秀蕃的家里召开由谢廷清主持的党员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寿宁县特别支部，直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①。叶秀蕃为书记兼组织委员，范浚为宣传委员，范式人为交通委员。时全县有党员50多人。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的成立，使寿宁的革命有了领导核心，标志着寿宁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次会议上，还拟定了5项工作方案：(一)把全县分为5个工作区，并指定专人负责，开展农运。叶秀蕃负责南区，范浚负责东区，魏乃妃负责西区，叶允罗负责北区，范式人、谢廷清负责巡视各区工作。(二)各区负责人必须深入指定地区利用亲属朋友关系宣传革命，扩大农会组织。(三)遵照中央指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口号，发动斗争首先要选择地僻民贫人民生活较苦，受压迫剥削较深的地区。这些地方农民斗志坚强，既可发展为游击根据地，又便于发动农民斗争。(四)斗争的方式为青黄不接春荒时期，组织农民吃大户分粮食，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五)组织游击队(又是工作队)帮助农民减租减息，进一步抗捐抗税，发动武装斗争，直至分田分地占领城镇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②。会后，按照分工，叶秀蕃和范式人留在鳌阳地区及清源一带活动，发展组织，领导群众斗争，范浚则仍在大安一带组织发展红带会。

    ①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5页)。
    ②谢廷清《缅怀叶秀蓄、范浚烈士》(((寿宁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辑第9页)。

    12月，中共寿宁特支在鳌阳与大安之间的后洋仔举行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范浚、范式人、叶允宝、范有勇、范延芝、金达普、叶允江、叶少琴、韦银英、魏乃妃、叶允罗等。会议由范浚主持，主要研究发展红带会工作，准备来年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叶秀蕃因去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未回，故未出席。为了对付反动武装和促进革命发展，根据福州中心市委的部署，会议决定进一步着手组织农民武装，在来年的秋收之际举行武装暴动；同时决定叶秀蕃、范义生继续在东区发展农会，范浚在西区发展红带会，范式人到南区符家当等地活动。

    叶秀蕃因到福州中心市委汇报工作，未出席会议，会后不久，叶秀蕃回到寿宁。此时，适逢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因攻打福安南区反动重镇溪柄失利，退入寿宁东区，游击队通过范铁民的联系与寿宁特支接上了关系①。叶秀蕃当即派范式人前往接洽，范式人到了南阳的复鼎洋与第一支队政委江平、代理支队长叶茂迁见了面。之后，范式人和范铁民就当时的形势分析，认为南阳的大土豪、流氓头子龚阿八平时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请求第一支队予以惩处。当晚，由范式人、范铁民带路，第一支队代理支队长叶茂迁亲自带领几名队员摸进了龚阿八房里，叶茂迁抢上前去，一把将龚阿八从床上提起，龚阿八睁眼一看，吓得屁滚尿流，连声求饶。范式人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叶茂迁便一枪将他击毙。随后范铁民将写好的布告往街上一贴，一行数人便从容退出南阳。镇压了龚阿八，不仅南阳的贫苦农民高兴，就连许多有钱人也拍手称快。第一支队镇压了龚阿八之后，就转到了犀溪，在西浦打了粮柜，杀了平时渔肉乡民的契税征收员缪乃发和粮胥叶孚生。第一支队所到之处，还张贴以镇反、分粮、打土豪为内容的布告、标语，给反动派以巨大的震慑，也给寿宁革命以大力的支持。

    ①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7页)。

    年底，特支下辖的基层党支部与党员数有了迅速发展，共拥有支部18个，党员138人①。

    1933年2月，虽然得到第一支队的帮助，杀了几个土豪恶霸头子，但是，统治当局的反动气焰仍很嚣张，甚至大有向革命反扑之势。针对这些情况，寿宁特支在竹毛洋附近的桐山庵召开了第三次会议，由叶秀蕃主持，范浚、范式人、叶少琴、叶允罗、魏乃妃、金达普、叶允宝、叶允江、范有勇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建党及“打土豪，做财政”等问题，决定继续镇压反革命，开展分粮斗争，开创革命斗争新局面。

    在特支第三次会议上，范式人主动承担起镇压大恶霸许海南的任务。他与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范义生(范铁民胞兄)合计，认为许海南家墙高院深恶奴多，没有一支枪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于是范义生便想到丁范江富。因范江富当过土匪，土匪被打散时，他带了一支枪跑回家里。经耐心动员说服，范江富毅然决定投身革命，并献出了枪。范式人和范义生带着枪支来到桃坑共产党员徐应拾家里，通过一番布置后，由徐应拾领路，用计闯入许海南家里。时许海南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怡然自得地在抽大烟。范义生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枪打死了许海南，徐应抬则迅速贴出了布告。

    ①《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第1页。

    与此同时，范浚在西区，叶秀蕃在鳌阳地区也布置镇压了一批地主豪强、流氓头子，如村头的金长龙，半岭的叶奕而等。东、西区红带会还联合打下了泮洋和犀溪、仙峰的“粮柜”，给了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一时间，革命声威大振，使反动统治者坐卧不安，惊恐万状。土豪劣绅则纷纷向福州求救。国民党新任县长罗华夫带来一个巡官和几名驳克枪手，气势汹汹地到处抓人放火，因抓不到叶秀蕃、范浚等领导人，大为恼火，一方面下令烧毁了范浚的房子，并将榅洋村烧成一片平地，另一方面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请求增兵“清剿”，企图一举扼杀寿宁革命。国民党当局遂将驻闽第二混成旅第一团陈拯部从福州调至寿宁斜滩镇驻防。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寿宁大地，形势异常紧张。中共寿宁特支立即在三峰寺召开了紧急会议①，研究对策。会议决定城内身份已暴露了的人员迅速撤离，叶秀蕃辞去鳌阳小学校长职务，转移到三角林一带活动；韦银英、叶少琴、叶允罗撤至西区大安、坑底一带的乡下配合范浚开展斗争。城里留下身份尚未暴露的范式人、叶秀荃、胡天亮、王佬三等坚持活动。会议还决定提前举行武装暴动。

    1933年4月，范式人等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被解送福州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叶少琴、卓守官、叶秀荃、叶少玉、李启咸等人。叶少玉、李启咸夫妇在寿宁被反动派杀害。当时叶少玉还怀孕在身。卓守官则被杀害于武曲。这些革命志士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有的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始终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只言片语，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①王道亨《寿宁党史概况》(《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76页)。

    1933年5月，叶秀蕃奉命去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随后即被派往福鼎开辟新区。由于福安中心县委不承认寿宁特支，认为寿宁特支是社会民主党，完全否定了寿宁特支的革命斗争，福安中心县委的理由是中共中央颁布了十大纲领而寿宁特支只宣传五大纲领，这是社会民主党。那时，出于群众容易接受，寿宁特支从十大纲领中抽选出五条向群众宣传，如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分田分地，抗捐抗税，建立工农红军等。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以此为借口反对寿宁特支。而叶秀蕃、范浚也因为福安中心县委未指导过寿宁特支工作，故不接受福安中心县委的领导。叶秀蕃走后，福安中心县委于同月派曾志到寿宁工作．并在赤陵洋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由于叶秀蕃调离，范式人被捕，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遂自行解体。

    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

    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解体后，福安中心县委不信任西区党组织，便扶植东区的范铁民①，当上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而避开西区。这样，使得东西区的矛盾日深，造成西区不接受东区的领导，东区指挥不动西区，两区行动不统一，没有很好配合，使寿宁革命力量受到削弱。

    1933年6月，西区的范浚、范义生等人在仙峰洋头庵组织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书记范浚(后为范义生)，委员有吴祖武、叶大进、叶允宝、曾大汉、叶步振等。但是，县党部还是没能得到福安中心县委的认可，仍然直属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

    ①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17页)

    由于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在工作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调解寿宁东、西区的矛盾，一味扶持范铁民，不信任范浚，造成寿宁党组织与福安党组织，寿宁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的严重对立。1933年10月，福安中心县委以到苏区开会为名，将范浚、韦银英二人调到福安，在距赛岐不远的淋渺，趁范浚、韦银英上船时，将二人枪杀，尸首被抛入江中①。

    范浚一一这位寿宁人民的优秀儿子，寿宁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幸遇难，但他亲手创建的红带会组织却在福安、霞浦、宁德等县获得迅速发展，大安的星星之火终于燃成了燎原之势。闽东十万红带会在对付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树了不朽的功勋。范浚烈士，名垂青史，流芳后世。

    1933年12月，范式人获释，当即回到寿宁，在赤陵洋、洋边，先后见到了范铁民和赖金彪，并受他们委托，前往西区做说服工作。范式人到了大安，见到了叶允宝，说明了来意，希望他们为革命的利益着想，从大局出发，实现东、西区的合作。但是，此时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其他人及西区革命群众尚不知范浚遇害，深信“范浚到中央去了，到中央参加全苏代表大会，去告他们的状，我们要等范浚回来以后再说②。”尽管范式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又派老章(即章玉，又名庄毓麟，福州英华学校毕业，曾受福州中心市委的派遣，到达闽东工作)去做说服工作，仍未达到目的。


    ①王道亨《寿宁党史概况》(“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78页)。
    ②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14页)。   

   
    1934年初，叶允宝牺牲后，西区红带会主要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到福安工作，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也就自然解体。

    中共寿宁县县党部的存在虽然只有8个月，但她在领导寿宁东区和西区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闽东和寿宁革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诗篇。但在对待东西区合作向题上。没能顾全大局，给寿宁革命造成损失。

    三、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中共寿宁特支成立后，党组织通过领导发动“赤色农会”，在打土豪和抗捐抗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农会骨干，并在其中积极地、慎重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至1932年底，全县共建立基层党支部18个，拥有党员131名。使寿宁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预导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3年5月，叶秀蕃被派往福鼎开辟新区。6月，范浚、范义生等人在犀溪仙峰组织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下辖15个党支部，有党员122人①。同年底，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一些党的领导人相继牺牲，寿宁革命斗争一度陷入低潮，革命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福安与寿宁交界的岗垄地区。为加强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岗垄建立了中共福寿边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福寿县委员会)，下辖12个党支部，152名党员①。

    ①《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笫12、13页。

    1935年春，闽东革命处于低潮。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岗垄为中心的寿宁苏区和党的组织却仍然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下，岗垄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福寿中心县委和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并于同年8月成立中共寿宁县委，还在寿宁与邻县交界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共寿泰县委，中共寿景庆县委，中共宁寿县委，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等党的县级组织，下辖含溪、阔丘、奖禄、泰东等17个区委②，使岗垄苏区成为闽东独立师开展活动的主要依托地和大后方。寿宁党组织领导苏区人民，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闽东独立师整编北上抗日后，留在闽浙边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寿政庆中心县委(原为中共寿泰景庆中心县委)，以寿宁、政和边界上的新康口为中心，继续领导寿宁县境内党组织的活动。“新康口事变”发生后，寿宁县境内县一级党组织的活动遂停止，但在寿宁东区、南区，仍然有党的基层支部在领导党员和群众坚持斗争，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

    1948年2月，由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发展的一批地下党员，在“城市工作部闽东工委”组织部长叶挺荃帮助下，于寿宁县城建立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闽东工委寿宁县直属支部”，有党员21人⑧。该支部领导寿宁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直至1949年6月寿宁解放前夕才撤至福安。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寿宁县组织史资料))(1990年4月)第13、2、57页

明正

第三章  工农武装的诞生和成长

第一节  红带会的崛起

    1931年冬至1932年春之间，叶秀蕃、范浚等人组织领导各地赤色农会会员进行了抗捐斗争，提出“不交一文鸦片捐，打死收捐员，组织农民自卫队，收缴反动武装”的斗争纲领，各地赤色农会会员全凭一股勇敢的精神，与地主豪强、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些仓促而起的抗捐斗争，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1932年1月中下旬，陶铸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在武装斗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到任后，立即着手领导闽东农民革命运动由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向武装的游击战争发展①。”陶铸仔细分析了闽东各县的斗争形势，指出闽东各县的游击战争没有形成规模和持久地开展起来的原因在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②”，“没有正确认识游击运动的发展是群众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机械地理解游击队的产生和游击战争的发动一定要从抗租抗税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才有可能③。”，因此，没有以武装斗争为后盾的福安“平粜”、连江抗租抗债斗争连续遭到失败。陶铸认为，应当“学习闽南漳属游击队的经验，坚决地把福安、连江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分子集中起来，组成游击队。配合群众  
   
    ①②③蒋伯英《福建革命史》第406页。

斗争，开展闽东北的游击战争①。”“并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并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斗争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②”。1932年夏，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领导闽东建立工农游击队的同时，也指示回寿宁工作的叶秀蕃、范浚，在发展党组织，建立秘密农会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农民武装，进而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的闽东地区，军阀割据，土劣横行，社会腐败，以致各地土匪蜂起，地处偏僻山区的寿宁更是土匪的大本营。“土匪势力越来越大，攻县城好比下菜园③”。为免遭匪祸，各地纷纷组织民团刀会。于是，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闽东北及浙南一带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一心会”、“九仙会”、“白鹤会”、“黄祖会”等大刀会组织。但是，这种迷信色彩浓厚的群众性对抗土匪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地主封建势力手中，成为保护其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在农民运动兴起时，又成为把枪口对准革命的反动势力。

    一、大安的星星之火

    为了对付反动武装和促进闽东北隅革命的发展，根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叶秀蕃、范浚决定着手农运工作，创建农民武装，准备暴动。范浚等人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民情和斗争形势，认为利用“红带会”这个类似“大刀会”的组织形式，便于发动群众，不易暴露，兼之头带“红”字，与共党领导的“赤色会”相近（红带会即是后来的赤卫队），便于区别于其他大刀会组织。于是，1932年4月，范浚便以经商为名，辞去鳌阳小学教导主任职务，回到家乡大安村致力于红带会的组建和农村的建党工作，叶秀蕃则仍留在城里继续坚持斗争。

    ①蒋伯英《福建革命史》第406页。
    ②《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议》，1932年5月15日。
    ⑧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l页)。

    红带会，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从外表和形式上看，它除了多一条表示革命的红带外，和当时遍布闽东各地的大刀会无区别，其主要武器也是每人一把杖刀，在村里设立“法坛”，时常烧香拜佛，出发作战时叩拜祖师爷，临阵吞服石朱砂和符灰，以致会员头脑昏沉，眼睛发红，不顾生死，口中默念咒语，高举大刀梭标，冲锋陷阵，勇猛无比。由于红带会是以防匪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又由于它符合农民群众的迷信心理，相信“刀枪不入”，因此，便于组织发动，得到较快发展。

    范浚回到大安后，首先以保护财产、防卫家园为由，取得家庭同意与支持。然后以“防匪”为名，向县政府申请组建“红带会”。获得批准后，范浚即派大安村赤色农会会员金达庆、范有勇、范孝同等人到浙江省庆元县江根村请来一个姓刘的“法师”，并组织金达庆、金达普、范有勇、叶允宝等20多名年轻力壮的“赤色农会”积极分子跟随“法师”学“法”，进行训练。

    开始时，集中在范家祠堂习练，后移到范家祠堂后门山的大灰寮里。20多天后，由于敌人的骚扰，又转移到鼎盖梁。一个月后，在鼎盖梁村后山的大坪，由刘法师主持，进行“试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勤学苦练，金达庆等人便学会了画符、念咒、刀法等一套本领。在闽东工农游击第一、第十三支队宣告成立后不久，具有闽东革命特色的一个新型的群众武装组织一一红带会，在寿宁大安破土而出，红带会宣告诞生了。

    红带会组建起来后，为了扩大影响，打开局面，解决组建和活动中的经费问题，在范浚的领导下，公开进行了打土豪筹款的革命行动，首次显示了它的战斗力。范浚率领的第一批红带会会员30多人，在大安乡的大熟村活捉了大土豪吴桂桂兄弟3人，首次筹款150多元大洋。

    范浚等人的活动，引起城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在几次派人暗杀范浚未遂之后，又由鳌阳镇联保主任范志曼出面，收买了大安村地痞范继平，要他配合反动乡绅金坤，伺机暗杀范浚。此事被范继平的侄儿范明杨发觉后，报告了范浚，同时城里的叶秀蕃亦发现了敌人的这一阴谋，派人通知范浚严加防范。范浚同时接到两处报告，决定先下手为强，便率领叶允宝、范友和等人，在范继平的姘头家里将其活捉，从他身上搜出了20元“官票”(旧钞)。随后，又在其家里搜出了另一部分“官票”和范志曼的亲笔信。在证据面前，范继平供出了伺机行刺范浚确系范志曼所使，并交出范志曼预付给他的“赏钱”。于是，范浚便将范继平押往大安西面的担豆岔，亲自用虎头刀处决了范继平。

    范继平被处决后，反动乡绅金坤吓得溜到城里去了。

    这以后，大安红带会配合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镇压了一批反动分子，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1932年底，中共寿宁特支决定将大安村第一批“试法”合格的思想觉悟较高的红带会员分头派往大安周围的乡村“教法”(即发展红带会)。

    不久，红带会组织就由大安发展到周围的亭溪、官田场、炭山、炭岔头、村头、泮洋、榅洋、半岭、伏际、长岗尾、小东、地头等数十个乡村。很快的，又由西区发展到了东区、南区。

    这期间，范浚披星戴月，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不辞劳苦地来往于西区、东区和南区的每一个有赤色农会组织的乡村。每到一个村，就召集赤色农会会员开会，布置他们去做可靠群众的工作。他还亲自深入群众，宣传红带会宗旨和革命思想，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学“法”。在范浚等人的努力引导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红带会组织。

    继西区后，红带会也在东区蓬勃发展起来。

     1932年底，中共寿宁特支后洋仔会议之后，范浚带领2名第一批培训出来的红带会“法师”到仙峰，在仙峰“赤色农会”领导人叶大进的配合下，筹措资金，选拔队员设坛练武，着手组织仙峰红带队。该队下辖“五境”小队，即在以仙峰为中心的月山、西洋、东洋、中山、中池5境各成立一小队红带会，计有会员100多名。

    1933年初，范浚和王阿凛在地处东西区中心的山腰组织了一队由40多名队员组成的红带队。5月，中共寿宁特支把岗垄这一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甘薯当鞭草，火笼当棉袄，稻草当被盖”的地区作为发展红带会的重要基点。范江富首先到了甲坑，组织起岗垄地区第一支红带会，随后在甲坑周围的古岭宅、三家岭、郑家坑等村成立了红带会，分别由缪怀义、缪明长担任队长和“法师“。这几支红带会在范江富等领导下，跟随范浚东征西杀，先后参加甲东坑(福安县辖)、花岭、洋边、天星岗、岗坪墩、半山岗、南阳等次战斗。

   东区发展红带会的同时，上南区的红带会也得到发展。1932年底，叶兆辉根据特支的工作部署和刘帮顺、范桂进一起在上南区积极组织红带会。刘帮顺前往西区请来了“法师”陈汉周，组织刘昌顺、何帮七、何帮八、何帮撰、张树森、张阿利等100多人在李家斜后山的森林里学“法”、练武。一个月后，角林红带会宣告成立，下辖有角林、牛山岭、西溪仔、黄连坑等村小队。

    1933年夏，李阿彭又在上南区的南洋仔、三望洋、杨柳模、溪尾仔等村成立了红带会。

    这样，红带会组织便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会员发展到l万多人。

    寿宁县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一一红带会，是闽东党根据闽东的具体情况首创的一支群众武装。它形式上虽模仿了大刀会，但其指导思想、斗争目标和提出的口号却是：“为革命坚决斗争到底”，  “不投降、不叛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在建制上，一般以村庄为单位，东区以连、排、班的形式，西区以总队、大队、中队、小队的形式，叶允宝为总队队长。村里群众自愿学法，即为红带会会员。多数村庄16岁以上男子都参加了红带会。一有任务，全村会员同时行动，声势浩大。其主要武器是梭标、大刀等冷兵器，尤其是一种叫“龙筅”的竹制兵器，很具威力。

    江河奔流，泥沙俱下。在红带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健康因素，为此，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指示：“县委一定严密注意，加强党在工农赤卫队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不是依靠，“法兵"的迷信，而是要依靠工农群众对豪绅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军阀的阶级仇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教育和作战指挥，来发挥赤卫军的战斗力①”，“要吸收赤卫军的工农入党，发展党的组织来保障和巩固对赤卫军的领导，使赤卫军完全脱离法兵师傅的影响，和瓦解法兵原有的迷信思想和组织②”。这项指示，有力地说明了我党对红带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是十分关心重视的。一开始，闽东党特别是寿宁党组织就非常注意对红带会的领导、扶植、改造，使其变成革命队伍。红带会的诞生，一开始便是在中共寿宁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其会员基本是具有一定思想觉悟的赤色农会会员和可靠的贫苦农民，随着红带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会员的大量增加，也混进了少数的不良分子与国民党暗探，而且还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当过土匪的人员。在这队伍日趋庞大，成份更加复杂的情况下，由于红带会的基层领导没有具备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能认识到农民运动以及工农武装暴动是一场坚决反对封建制度和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未能认识到这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工农武装斗争，目标是解放全国受苦的大众，这就决定了他们思想中存在着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这样，势必在队伍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缺少原则的支点，而偏于人情。由于队伍中绝大多数的农民淳朴、善良，缺乏较高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能力，以至于许多地方的红带会领导权逐渐被“法师”和原来当过土匪的一些人所掌握，不仅纪律松散，难以统一指挥，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土匪行径和错误做法。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状况，党组织特指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去学“法”，回来设坛，发动农会骨干参加红带会，降低不纯人员的比例，逐步掌握领导权，驱逐坏分子，纯洁队伍。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红带会的健康发展。

    ①②《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福安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3月19日)。

    在红带会的纪律中，有不准接近妇女、不准拾枪等规定。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常使红带会在击溃敌人时没有及时地缴获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而敌人就常利用我红带会的这个弱点，改变战法，或居高临下，或远距离射击，给红带会以极大的杀伤，造成重大损失。在对敌斗争中，寿宁党组织领导人吸取了血的教训，及时废除了这些迷信规定，使红带会的纪律更严肃、更合理、更符合革命的需要。

    二、红带飘舞闽东大地

    以“五抗”斗争为中心的闽东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工农游击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视，于是，他们操纵原为防匪保家的群众武装一一大刀会，把矛头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这些大刀会散布穷乡僻壤，充当了镇压各地农民“五抗”斗争的凶恶爪牙，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性，成为闽东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严重妨碍了闽东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了解除反动大刀会的威胁，闽东党决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斗争策略，吸收推广寿宁党的经验与做法，大力发展红带会组织，借以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以革命的“大刀会”(红带会)对付反革命的“大刀会”。

    1933年初，闽东党组织号召闽东各县学习寿宁经验，推广寿宁做法，最大可能地发展红带会。在各县党组织的发动组织下，红带会迅速发展到了福安、霞浦、宁德等县，至1934年初，闽东各地普遍建立了红带会。最高峰时，会员达10万之众。闽东大地出现了“红带到处飘，号角震天响”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局面。

    这时的红带会与涣散的乌合之众一一大刀会已不可同日而语。较之早期的红带会，它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变得更加成熟，更加革命化了。首先，它已经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法师”大部分由党员和农会骨干担任，红带会员有了更高的思想觉悟，他们执行党的决定，遵守革命纪律，其次，红带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建制，最高指挥机关为总队，下辖大队、中队、小队；第三，红带会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废除了不利革命斗争法规，改变了过去的盲目冲杀，学会了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比以往更富有战斗力。

    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红带会的神话般的传说，“红带会个个会飞呀!”、“红带会个个法术高强”、“能呼风唤雨，呵水成冰”、“红带会员铁骨铜心，水火不怕，刀枪不入”等等。在敌人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机关枪，、不怕炮火力，只怕红带会。”愚蠢的国民党官兵还到处杀狗取血，子弹枪支通通用狗血涂过，想以“秽”破“法”，结果还是免不了做刀下之鬼。其实，红带会根本没有法”。他们靠的是革命的斗志、阶级的仇恨，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和无畏的勇气。红带会员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原始武器，但善于把握战机，常把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落花流水。敌人一看到手提雪白太刀、身佩红带的英勇的红带会战士，就吓得浑身发抖，狼狈逃窜。  

   1933年后，闽东党领导的每次大小暴动都是以红带会为主力军．如寿宁西区农民武装暴动，福安甘棠暴动、赛岐暴动，霞浦青皎暴动及两次攻打霞浦县城等。闽东工农游击队的历次战斗，经常是在红带会的配合协同下取得胜利的。1934年后，各县的独立营、各级党政机关的警卫武装基本是由红带会改编而成的。红带会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壮大为闽东革命武装力量的坚强一翼。在“五抗”、反霸、镇压反动大刀会，保卫苏区和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个广泛性的革命群众武装组织一直延续至1934年底，在闽东苏区沦陷转入三年游击战争之后，才结束了其历史使命而告消失。

    三、寿宁红带会的历史作用   

    首先，寿宁红带会暴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武装斗争。不仅在寿宁，而且在闽东地区都有影响。在福建省乃至全国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动摇了国民党在寿宁的反动统治。

    其次，中共寿宁县地方组织通过发展红带会，把农民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尽管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红带会暴动基本上是失败了，但是，大多数红带会员的心总是向着共产党的。1935年，福安苏区失陷后，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领导闽东党和军队转移到寿宁岗垄地区，岗垄地区的老红带会员、苏区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和哺育了闽东党和革命事业这一不败之花。

    再次，寿宁红带会暴动，锻炼了寿宁农民武装，为闽东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寿宁红带会暴动，使寿宁的农民武装经受了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并由此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在红带会的斗争中，诞生了寿宁第一支游击队一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红十六连，在闽东革命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明正

第二节  农民武装暴动

    一、竹毛洋战斗

    1932年冬至1933年春，由范浚、叶秀蕃、叶步兴等人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寿宁的大地上燎原，其势越烧越旺。在全县5个区80多个乡中，已有4个区的50多个乡的绝大部分村庄普遍成立了“赤色农会”和“红带会”。到处大刀翻雪，红带飘扬，贫苦农民笑逐颜开，竞相奔走，争为革命出力作贡献。红带会在范浚、范铁民、范义生和范式人的领导下，得到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配合，用强有力的手段，开展了一系列镇反分粮运动，狠狠打击了寿宁的反动势力。于是，寿宁的反动统治者们纷纷向其主子告急求援。国民党寿宁县县长罗华夫调兵遣将，四处搜捕革命群众，先后杀害了一批赤色农会和红带会会员。

    当时，寿宁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仅正规军就有驻防在斜滩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陈拯部1000多人，驻扎在县城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加上反动警察、乡丁和遍及各较大乡镇的反动民团大刀会，总数达4000人以上。反动派是剑出鞘，弹上镗，磨刀霍霍，白色恐怖笼罩寿宁上空。

    形势危急，特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在当年秋收举行暴动的计划，决定提前于春季暴动，主动出击。但机密不慎外泄，反动县长罗华夫立即调兵遣将，秘密部署，准备进攻大安，一举摧毁红带会总部。1933年4月的一天，：罗华夫派遣海军陆战队一个连秘密出发，赶赴大安，企图给红带会来个措手不及。但大安红带会在范浚带领下，恰于前一天外出打“粮柜”，无意中使革命力量免遭了一次损失。敌人扑空之后，恼羞成怒，下令烧毁了范家大厝(即范浚的房子)及周围几座房子，并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起来训令红带会员的亲友速劝其回家，脱离红带会，否则，将烧光大安周围的所有村庄，并严惩红带会员家属。敌人一顿威吓怒骂之后，扬长而去。

    敌人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红带会的战士们，反而激发了战士们的昂扬斗志，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请战，要求给敌人以有力的痛击。范浚召集大安及周围村庄的红带会骨干分子开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若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更可忧者，若有一次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枪口，影响全面暴动计划，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因此给敌人一次严惩，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压一压敌人气焰，为全面暴动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总暴动前打一次胜仗，用事实告诉革命群众，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是纸老虎，这对鼓舞士气，增添勇气是有帮助的。遂决定：(一)所有红带会员进入临战状态，伺机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二)暗中发动群众，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4月里的一天，红带会总部接到情报，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又要出动偷袭榅洋，范浚迅速召集叶允宝、范有勇、金达庆、金达普、吴乌弟等几位红带会负责人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围绕着救榅洋还是打埋伏展开了一场争论，经过讨论统一了意见，认为救榅洋，一则时间来不及，二则即使赶上敌人，将其包围，凭红带会这些简陋的大刀、鸟铳，也奈何不了敌人的100多人枪，还是待敌回头时，出其不意地打个埋伏为上策。

    但是，埋伏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范浚采纳了猎手出身的吴乌弟的建议，决定在亭溪设伏。亭溪位于大安和县城之间。那儿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形如葫芦，两侧山坡上全是三、四尺深的蕨草灌木，利于隐蔽。中间一条羊肠小道贯穿两口，地形对设伏十分有利。

    会后，范浚率领约200多人的红带会队伍从大安出发，静悄悄地进入埋伏地点，小心隐蔽起来。

    太阳从东方升上了中天，还未见敌人的踪影。正当大家等得心焦时，突然接获侦察员报告，敌人烧掠了榅洋村后，经村头拐向九斗窟方向去了。敌人显然想再次袭击大安村。面对突变的敌情。范浚沉着冷静地分析：大安的防卫工作事先已有妥当布置，敌人如果发现大安红带会有准备，可能绕道交溪从竹毛洋或后洋仔回县城。从后洋仔经过，山路险峻难走，易遭埋伏，估计敌人可能走竹毛洋这条大道。因此，必须火速赶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一一桥头垄截击敌人，不然，整个伏击计划就会落空。遂决定由叶允宝和金达普率领大安、交溪两村年轻力壮的红带会会员20多人打头阵，范浚率大队人马随后接应，计议一定，两批人马便迅速消失在山间小路上。

    果然不出所料，敌见大安村红带会有准备，不敢贸然进村，在交溪村徘徊了一阵后，悻悻然开往桥头垄方向。

    先敌一步赶到桥头垄的叶允宝、金达普两个小队刚刚在竹林里隐蔽下，敌人的尖兵班就开过来了，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遭到红带会的伏击。懒洋洋地背着枪，慢吞吞地走来，毫无戒备。尖兵班过去了，大约一个排的敌人也走近了，但红带会大队人马距离竹林还有一望之地。打不打? 打，敌众我寡，弄不好要吃亏，不打，等敌人大队人马一上来，我方吃不了得兜着走。叶允宝和金达普合计了一下，果敢地下达了战斗命令：扛神铳、鸟铳的红带会员分成两组，朝首尾的敌人轰击，其余的人等铳声一响，立即杀入敌阵，与敌人搅在一起，拖住敌人，不让敌人有开枪的机会。

    “轰！轰！轰！几声巨响，顷刻间，便有几个敌人被掀到路边的稻田里，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持长矛、大刀、龙筅(一种竹制的多尖多刃的冷兵器)的红带会员如旋风一般杀进敌群，敌人顿时大乱，不知红带会来了多少人马，被红带会员的喊杀声震得晕头转向，像被捅散了的马蜂窝，不打自乱。乱了一阵后，发现红带会人数很少，旋复聚拢，想吃掉这部分红带会。正在这危急关头，红带会大队人马及时杀了上来。一时间，喊杀连天，遍地飘舞着红带，大队红带会员手拿鸟铳、大刀、长矛、龙筅成扇形扑向敌人，这阵势把敌兵吓懵了。彼此不得相顾，纷纷夺路向竹毛洋逃去。  

    被包围的敌连长与十几名士兵妄想顽抗，但无济于事，大部分作了红带会员的刀下之鬼，有3人被“龙筅”叉倒，成了红带会的俘虏。

    这时，抢占竹毛洋岭头的敌人，架起了机关枪。范浚见状，下令停止追击，撤回大安村。  

    这一仗毙敌连长以下10余人，俘敌3人，缴枪7支。红带会无一伤亡。

    因为当时的战斗是从桥头垄开始，一直打到竹毛洋村边，因此，习惯上把这次战斗称为“竹毛洋战斗”。

    竹毛洋战斗，揭开了寿宁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标志着寿宁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此后，轰轰烈烈的寿宁农民武装斗争全面展开了。

   二、农民暴动的烈火

    1933年4月的竹毛洋战斗之前，各地红带会的“镇反”和打“粮柜”，基本上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例如，在镇压大恶霸许海南之后所贴布告署名“第三肃反队”而不署名红带会。竹毛洋战斗之后，寿宁县党组织考虑到形势的需要和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加速革命大好形势的形成，决定将半隐蔽性质的红带会组织活动公开化，在全县范围内统一行动。短短的时问里，各地红带会全部打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号，在武装保卫下，一个以打土豪、分粮食为主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便在寿宁大地上轰轰烈烈、风起云涌般地开展起来了。农民武装暴动的枪声响彻寿宁上空。千百年来被反动势力压在脚底下的寿宁农民觉悟了，农友们高唱《农民暴动歌》：“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来革命，铲地主、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人类进大同，实现共产制，工农来专政，无产阶级夺政权，革命就实现，中国国民党，进攻苏维埃，新军阀、狗长官，屠杀我工工，末日一来到，个个消灭尽，无产来专政，到那时，大家喜喜欢欢，革命成了功。”农民武装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般地横扫寿宁县国民党统治力量和地方反动势力，如阵阵春雷滚过，震得敌人坐卧不安，心惊胆寒。

    西区暴动的农民群众在范浚的直接领导下没收了鳌阳地主卢伯鲁寄存在后西溪和小东庵的160多担租谷。在西区暴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区的革命也出现了一派勃勃生机。东区农民分掉了犀溪大地主叶承韶、叶光大、叶光泽存放在仙峰、洋边、罗角山等地的1600多担租谷。打土豪、分粮食的革命运动大大振奋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纷纷加入到分粮暴动的行列，暴动队伍更加壮大了。  
  
    紧接竹毛洋大捷之后，东区红带会又在仙峰岭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4月下旬，犀溪反动民团头子缪长泰带领敌浙江兵一个连进攻仙峰，妄图扑灭东区革命烈火。范义生得讯后，亲率100多名红带会员，设伏仙峰岭。当敌民团耀武杨威走进伏击圈时，范义生下令出击，红带会员如猛虎出山，猛扑敌人，出其不意地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逃回犀溪。红带会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取得伏击战的完全胜利。
  
    仙峰岭伏击战后不久，范浚、范义生、范铁民等人率领东西区的800多名红带会员，发起第一次攻打反动堡垒南阳村的战斗。

    南阳为寿宁县的几个大集镇之一，附近人烟较为稠密，敌人统治势力强大，反动乡绅豪强、地痞民团平时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愤极大。

    1933年6月初，范浚、范义生、范铁民等红带会主要领导人集中院洋开会，对首先攻打南阳还是攻打县城问题展开讨论。范浚等人主张攻打县城，理由是：城里驻防的是教导团，兵员战斗力差，我方有内线策应，另外打下县城政治影响也大；范义生、范铁民等则认为，南阳只有两个连的浙江兵(即敌八十四师队伍)，兵力比县城少，且没有坚固的城墙，只有栅寨围墙，易攻难守，南阳敌人极为反动，教训一下更好出气。争论结果，决定攻打南阳。

    红带会队伍集中在花岭的罗角山，范浚、范铁民分别作了战斗部署后，分两路出发。当队伍到达洋边，得悉南阳敌兵力增加到6个连的报告。范浚主张放弃攻击，立即撤退，但一部分红带会主要干部却坚持要打，认为放弃可惜，遂按原计划发动攻击。

    两支队伍开到南阳村外围后，立即分别从不同的两个方向向南阳村发起攻击。一路攻上“奶娘官”，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守敌一个班，缴获11支步枪。队伍继续向南阳街上推进，但被街上守敌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伤亡10多人，遂退守上“奶娘官”。

    另一路进攻下祠堂，因道路不熟，走进死胡同，遭到屋顶敌人居高临下的射击，无法发挥冷兵器的长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伤亡20多人。   

    范义生见情势危急，忙下令撤退。敌人趁我退却之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尾追而来。我方队伍急忙向洋边方向转移。   

    第一次攻打南阳虽然失利，但红带会敢于组织攻打南阳这一反动统治力量十分雄厚的重要集镇的壮举，表现了红带会英勇斗争精神，它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锻炼和教育了寿宁地方党组织和革命人民。

    与此同时，在南区，由徐应拾、徐应满、吴阿五等领导的红带会，也公开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斗争。

    形势的发展是喜人的，至1933年夏末秋初，东西两区基本控制在我方手里，南区大部分地方也被我方控制，形成了包括东、西两区和南区大部的红色区域。县城、南阳、斜滩、西浦成了“孤岛”，淹没在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浴血西坑底

    第一次攻打南阳的战斗失利后，红带会为了摆脱后顾之忧，建立一块稳固的红色区域，发起了攻打西坑底的战斗   

    西坑底，位于鳌阳镇西北22．5公里处，是西区的一个反动堡垒。那里的土豪劣绅非常反动，组织了民团，还请来“浙江兵”，构筑了坚固的碉堡、炮楼。

    1933年10月，东、西区4000多名红带会员在范义生、叶允宝、吴袒武、老占(广东人)等人的率领下，从四个方向包围了西坑底。  
  
    4日夜里，战斗首先在坑底北门打响。进攻北门的是坑底、浩溪、地洋、龙溪一带的300多名红带会员，他们在叶藩、张佬一率领下向北门守敌前哨阵地林山发起进攻。在我红带会队伍居高临下的冲击下，守敌扔下了10多具尸体，退到坑底村，红带会队伍迅速占领了林山阵地。

    这时，敌浙江兵两个连来援，坑底村内守敌亦出动夹击，攻打北门的队伍被包围在林山村，双方对峙了一阵后，叶藩、张佬一见东方已露鱼肚白，恐天亮后我方暴露在敌人枪口下，遂决定突围。叶藩指挥冯家坪的红带会员陆明赞等人，架起几门松树炮，分别瞄准敌人的机枪阵地，只听“轰、轰、轰”儿声巨响，敌人见势不妙，退到了几十丈开外。被围困在村内的红带会员，在一片呐喊声中安然冲出村子，退守林山村后的山头。   

    天亮后，大安、伏际、泮洋、榅洋、炭山村的红带会约1000多人与东区红带会陆续开到，见攻打北门失利，便在周围各山头驻扎下来。于是，漫山遍野驻满了红带会队伍。

    此时，坑底村内敌浙江兵已增加到6个连。叶藩、张佬一向范义生、叶允宝汇报了敌人增兵的消息，数人合计了一会，估计城里与浙江方面的敌人还会继续出动增援坑底守敌，决定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争取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结束战斗。   

    2000多名红带会员手舞大刀、龙筅从各个山头同时喊杀而下。由于敌人的火力过猛，前头的队员接二连三地倒下。第一次冲锋就伤亡五、六十人。红带会领导人见硬拼不行，立即停止攻击。决定待天黑后，重新组织进攻。

    傍晚时分，接到情报，城里敌人洗劫了大安村抄了我方后路，于是，红带会不得不分兵一部由叶允宝率领，增援大安。

    天完全黑下来了，红带会队伍架起了松树炮向村子的围墙轰击，虽然打塌了几处围墙，但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打了几炮后，铁砂、火药告罄，随后，红带会的几次进攻，均不奏效，伤亡却越来越大。

    战斗一直僵持到6日中午，形势发展对我方不利，再打下去，损失将会更大，红带会遂停止进攻，全部撤退。

    西坑底一战，虽也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但由于不明敌情，指挥不当，协调不好，红带会伤亡300多人，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这一仗，大安、坑底周围的乡村，凡16岁以上的男了都参加了战斗，这表明群众已被充分发动起来了。战斗虽然失利，但影响却是很大的，充分显示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在声势上和心理上都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为第二次攻打南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至此，寿宁革命已由原来抗租抗税的自发斗争进入了发动全民性的武装斗争。革命的烈火烧遍寿宁的山山水水，寿宁东、西两区上万人的红带会和革命群众举行的一次次惊天动地的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以后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骆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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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

第三节  工农游击队的诞生

    1931年5月15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福州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根据4月份中共中央给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指示信的精神，重点讨论了闽东北部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会议指出：“发动和领导闽东北千百万士兵、群众起来斗争，开辟新的苏区来争取福建全省苏维埃的胜利……，”“为实现上述任务……马上在福安、连江两县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福安县委首先于1932年8月在步兜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了建立革命武装问题，计划通过兵运工作，争取大刀会和到土匪处拖枪及反动民团处夺枪等途径建立革命武装。会后，还举办了军事培训班。此后，闽东各地的革命武装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

    在福安，1931年春成立了秘密游击队，并于1932年9月14日晚发动“兰田暴动”，正式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1933年夏，曾志和施霖等人在福安县南区以及宁德交界一带，以抗租为口号，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拖租斗争，组织建立红带会。10月22日，领导发动了“甘棠暴动”，缴获20多支步枪，消灭海军陆战队一个排，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五支队”。在连江，1932年8月6日举行了“官坂暴动”。下旬，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在宁德，叶飞、颜阿兰组织工农赤卫队举行了“霍童暴动”。6月底，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在罗源，经过斗争也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

    由于闽东各县斗争不是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各地形势的发展，工农游击队在斗争中所发挥出来的显著作用，都给寿宁革命以巨大的影响，提出了必须建立较正规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农民运动的坚强后盾，推动革命进程，保障胜利果实，有效地牵制打击直至最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寿宁党组织作出了改变今后工作中心的重要决定，改变过去单纯的农民运动，着手建立较为正规的军事武装力量。

    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

    竹毛洋战斗后，农民暴动、武装斗争的风暴席卷寿宁。随着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的相继成立，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粮食的群众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33年8月，经组织研究决定，由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赖金彪为教导员，从全县各区红带会中挑选80多名思想素质好、年轻力壮的红带会员组成少年先锋队，集中在东区的赤陵洋村进行军事训练。集训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思想工作和队列、枪法、战术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将这支由原红带会组成的“少年先锋队”培养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开展斗争、组织性与纪律性强、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集训之后，县革委会将这支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回到原地整顿，训练红带会；另一部分约20多名队员于10月中旬，集中龟岭村，正式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赖金彪任支队长，曾志代表福安中心县委给七支队授旗。

    赖金标是中央彭杨军校第二期优秀毕业生，曾在罗炳辉、谭震林部队当过排长、连长。他的到来，使寿宁乃至整个闽东的武装斗争面貌整肃一新，大大地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在红带会、赤色农会的配合下，第七支队在二打南阳等一系列战斗中，打出了威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由小到大，为打击和消灭反动武装，为保卫闽东苏维埃红色政权和开辟发展新苏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二、工农武装的蓬勃发展

    随着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的建立和在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各区、乡、村纷纷成立游击队，寿宁县的工农武装蓬勃发展。   

    1933年初夏，原“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退回福安时，留下的一部分战士，于此时成立了寿宁南区游击队，由原一支队代理支队长叶茂迁任南区游击队队长。此后，南区游击队以布罗林为中心，在后洋、白叶潭、刘坪、梧岗亭、官路、洋边、渔溪、李家洋、坑底林、山田、青垄、奖禄、凤阳、大韩、石井等30多个乡村，组织贫农团、红带会、赤卫队，建立村苏维埃政府。同时，深入南区开展革命宣传、组织活动，打土豪、分粮食，深受老百姓的拥护信任，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南区游击队很快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130多人。在队伍迅猛发展壮大的同时，南区游击队很注重自身的改造和建设。在军事上，学习一支队的成功经验，抓紧训练，增强了游击队的实战能力，使游击队灵活果敢，常常出奇制胜。此外，还加强了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教育。

    根据游击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叶茂迁将南区游击队分成9个分队，分别由徐应拾、徐应满、吴阿兰、叶卢时，王广寿、张立松、胡阿弟、张阿晋担任分队长。寿宁第一次革命低潮之际，，张阿晋分队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徐应拾分队升格为“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徐应满分队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支队”。

    1934年5月，叶茂迁接受福安中心县委布置的任务，前往福州接洽购买枪支。在寻找地下党员高老三时，路经福州寿宁会馆”，被南阳民团团总龚启銮、龚成统认出而遭国民党福州当局逮捕，旋被害于福州南门兜。

    20世纪20年代后期，寿宁下南区活跃着一支以贫苦船工为骨干的刀会组织，经常出没山林、穿行河道，劫富济贫，犹如古代的绿林好汉，威名远震，深得贫苦农民的拥戴。其为首者叫张阿晋，寿宁县大韩村人。1932年5月，詹如柏到达寿宁下南区一带活动，闻张阿晋之名，着意结识，意图收编。受詹如柏的影响，张阿晋加入革命队伍。两人情投意合，结为谊兄弟，这股土匪便被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游击队。不久，正式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活跃于下南区的斜滩、武曲、凤阳一带。张阿晋平时胆大心细，计谋多端，嫉恶如仇，他率领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国民党保安团几次联合“进剿”，不是铩羽而归就是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而土豪劣绅则今天被捉一个，明天被擒一双，保安队与民团的枪支子弹也时时被缴，弄得敌人“非三、五十人，不敢行动”。下南区的民团、保安队莫不胆战心惊。

    1934年8月，闽东革命进入了大红时期。第十一支队接到詹如柏的命令，加强活动，扩大影响，筹措粮款，支援福安中心苏区的革命斗争。为完成任务，第十一支队决定攻打粮款充盈的闽东重镇一一斜滩。当时斜滩镇驻有敌教导团主力和反动民团、保安队，势力强大，作战能力强，兼之斜滩一面临水，三面环山，扼守南北交通要道，大地主、大土豪集中，家养兵丁众多，攻打斜滩难度大。但斜滩上连寿(宁)政(和)及浙江边界，下有水路直通沿海，交通方便，地理条件优越。攻下斜滩，影响巨大。

    22日，在福安中心苏区主力红军的配合下，游击队用调虎离山计，引开敌主力教导团队伍。当天夜里，夜色如墨，游击队员悄悄运动到了斜滩附近，得到内应王景柱等人的策应，打开了“把栅门”，分别从坂头坂尾两个方向突入镇内，趁夜色摸至民团团总陈尔康、郭弼成两座房子外面，施调虎离山计放起一把火，顿时，火借风势，风高物燥，火势冲天。陈尔康和郭弼成不及细想，忙令民团团兵全力救火，趁这机会，张阿晋带领游击队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攻克了龙岗(全镇制高点)和坂尾教堂两座炮楼，夺取了大部分枪支弹药，控制了局势。尔后，游击队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守炮楼，居高临下，另一部分将救火团兵团团围住，喊杀连天。在游击队的左右夹击下，民团团兵被打得焦头烂额，四处奔逃，溃不成军，陈尔康、郭粥成仓惶逃离斜滩。

    游击队占领斜滩后，于第二天一早就贴出布告，宣布：“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粮食，号召穷苦百姓起来斗争，参加红军打白军①”。游击队打开了粮仓，把粮食分给了广大贫苦农民，把缴获的大量银元、布帛、药品及枪支弹药，分别从水陆两路运往福安中心苏区。

    ①王道亨《民国23年(1934)红军游击队攻打并占领斜滩镇概述》(《寿宁党史资料》1988年第一辑第20页)。

    第三天拂晓，敌教导团闻讯后，回师包围了斜滩，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游击队员将缴获的大洋撒向敌军，敌士兵争相抢拾，迟滞了追击，游击队安然撤出斜滩。

    游击队攻占斜滩镇，时间虽短，但影响大。是继南阳之后，被我游击队攻占的又一重镇，也是南阳大捷之后的又一胜仗。这一仗，缴获敌人的款货不可计数，单银元一项就要肩挑船载，为福安中心苏区解决了财政问题，震动了国民党福建省首脑机关。

    这以后，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被改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
   
    与此同时，活动于南区的还有“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有别于活动在宁德一带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徐应拾。

    徐应满游击队，1933年10月扩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支队，支队长徐应满。后改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二连。

    蔡阿低游击队，即寿宁东区游击队，成立于1933年12月，队长蔡阿低。在寿宁命命陷入第一次低潮时，退往福安境内活动，于1933年4月编为红十六连第三排。除以上几支游击队之外，1934年前后，寿宁县相当活跃的游击队还有曾大汉游击队、叶贞福游击队(后改编为寿景庆县独立营）、范江富游击队(后编入寿政庆独立营)、谢信迁游击队（后改编为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第六支队)、龚恒余游击队（后编入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吴乌弟游击队（即福寿游击第七支队，后改编为寿北独立营)等，这些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分粮食，为寿宁根据地的形成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明正

第四章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一、南山顶会议

    1933年春，寿宁境内发生严重水患，山洪泛滥，田园被毁，地主豪绅趁机抬高粮价，反动当局苛捐杂税猛如虎狼，寿宁同闽东各县一样，面临着严重的春荒：“…...青黄不接，贫苦农民处在饥饿的严重状态之中①”。福州中心市委根据这一情况，号召闽东各县发动“春荒斗争”，开展闽东北的游击运动。“春荒斗争在这一形势下无论在那方面都是今天闽东北最中心的斗争②”。要求闽东各县党组织通过领导这一斗争，广泛地发展赤色农会，壮大游击队，在斗争中创造新的苏区。   

    寿宁特支根据这一布置，召开特支第二次会议，；以东、西两区和上南区为工作中心，根据寿宁实际情况，将春荒分粮斗争和镇反运动结合起来，提出“打土豪、筹款”口号，组织农民到地主家里分粮，并按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几个坚持与我分粮群众为敌的粮胥和民愤极大的大土豪。农民群众在赤色农会和红带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分粮队，“很快将这一斗争开展了起来③。”

    ①③蒋伯英《福建革命史》第409页。
    ②《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

    但是，由于寿宁的“分粮、镇反”斗争，没有一支强大的能独立作战的武装力量作为保障，且限于局势未能与土地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未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①”，未能很好地引导这些斗争持续地发展下去，以致成为此起彼伏状态，党组织也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致使“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比较缓慢②”。例如，1933年l月，福安的“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由福安北区进入寿宁东区活动，尽管寿宁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在红带会的配合下，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寿宁特支的“分粮、镇反”斗争，但终因敌人的进攻而失败。后来，闽东特委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政权而(群众)没有得到土地，因此群众不能坚决地来支持这个斗争③”。

    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寿宁各区斗争情况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特支未能对各地斗争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组织，未注意加强各斗争区域间的联系，以达到造成大范围的斗争和相互策应的局面；红带会的作用也只是半公开的单纯的防御，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致造成“这种斗争下去，那种斗争起来，这里下去，那里起来，个别爆发与个别受打击的局面④”。

    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寿宁革命造成困扰。直至4月份发生了著名的竹毛洋战斗之后，红带会的活动开始转为公开，东、西两区的农民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上述的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①②蒋伯英《福建革命史》第410页。
    ③《中共闽东特委关于闽东形势及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11月18日）。
    ④《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议》(1933年12月3日)。


    严酷的斗争现实，使范铁民等人认识到了寿宁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非建立一个政权来有计划、有组织地统一领导寿宁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而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不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任何斗争的胜利，都得不到保障”。“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才会彻底，革命才有指望成功。

    1933年5月初，范式人被国民党逮捕并送福州入狱，叶少琴、叶允罗、魏乃妃等人又因身份暴嚣，遭敌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叶秀荃、叶少玉、李启咸等。不久，叶秀蕃受命前往福鼎开辟新区。这样，寿宁党的力量变得十分薄弱了。随后，福安中心县委派遣曾志、赖金彪、章玉(又名庄育麟)3人前来寿宁加强党的领导。他(她)们按照福安中心县委的意图，与在东区领导斗争的范铁民取得联系后，立即在南山顶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东区贫农团代表大会，大会开了5天，成立了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即寿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范铁民(又名林再生)，副主席章玉。革委会设在东西区的中心点-赤陵洋村。革命委员会下设6个部，六部委员分别是：军事委员赖金彪、肃反委员叶允江、粮食委员张彦福、土地委员吴梦清、财政委员叶周长、文化委员王阿义。革命委员会隶属福安中心县委。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是闽东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她的成立犹如一声惊雷在闽东上空炸响，她向全闽东人民宣告，寿宁革命从此进入了更高阶段，标志着寿宁苏区的初步形成。接着，各区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权也先后建立，推动着闽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闽东革命进程。

    三、二打南阳一一寿宁革命第一次高潮

    1933年11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讨蒋协定”，双方停止敌对攻击，联合讨蒋抗日。

    这一形势的变化，为闽东地区正在趋于成熟的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时值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原驻扎在闽东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与八十七师被调去参加“围剿”中央红军，驻防闽东内地的部分反动武装力量，南撤至宁德飞鸾、罗源以及省垣一带与十九路军对垒，无暇他顾，这就为闽东的农民武装暴动和革命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此时，全区性革命条件日臻成熟，如一座即将爆发的巨大火山，在极短的时间里，闽东革命风暴以锐不可挡之势急袭国民党反动统治。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及时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成立了赤卫队总部，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地的武装力量，组织发动了全区性工农武装暴动。

    寿宁党组织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部署决定再次攻打南阳，进一步推动苏区的各项工作。

    1934年1月，南阳已处在红色政权势力的包围中，西北至鳌阳、东北至西浦、南路至斜滩3条主要交通线路，已基本被我方切断。各地守敌龟缩工事内，不敢轻易外出。南阳村内守敌惶惶不可终日，慌忙撤至斜滩，留下七、八十名民团团兵和不到一个连的浙江省保安团队伍，防务空虚。

    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掌握到这一敌情后，决定拿下南阳，这次吸取了打坑底与第一次攻打南阳失利的教训，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派侦察员潜入南阳镇内，摸清守敌的具体兵力、火力部署和进攻路线；另一方面，根据敌情，对游击队和参加战斗的红带队员作战前动员和确定重点攻击目标，加强战斗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打好第七支队成立后的第一仗。

    1月4日凌晨，赖金彪率领七支队在千余名红带会员的配合下，控制了南阳村四面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凌晨4点，担任前敌指挥任务的赖金彪，发出了攻击命令。猛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七支队队员和红带会员犹如猛虎下山，前赴后继，勇不可挡，将上两次战斗失利而憋下的一肚子怨气，尽情发泄在敌人身上。七支队与红带会迅速击败守军，击溃反动民团，俘敌20多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银元。残敌分两路溃逃，一路向西北退守西浦，一路由官路退往斜滩。

    占领南阳后，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旋即迁驻南阳，并于次日在震耳的爆竹声中成立了南阳乡苏维埃政府，并发布告示，打土豪筹款，镇压了20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时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滴水成冰，但七支队占领南阳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却象三月的春风，吹遍寿宁的每一个乡村角落，吹进了贫苦大众的心坎，大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增强了他们的斗志，吓破了反动派的胆。国民党寿宁县县长叶鼎文闻讯后，偷偷溜出寿宁县境，弃官而逃。

    武装游击队占领南阳，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寿宁的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寿宁人民的斗志，使寿宁的革命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四、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的摩擦

    1929年至1930年间，中共福安县委制定了“争取土匪武装，拉起党的……队伍①”的策略，并付诸于行动。当时的福安县委还没有完全看到最广阔的农村贫雇农的力量，把建立党的武装的希望，主要放在争取土匪上(同时也搞些兵运工作，但成绩不大)。后来的斗争事实说明，土匪中亦有不少好人，也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后，表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性，但多数的土匪头子是很难改造成革命力量的，其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行动常常与革命原则相违背。把争取土匪工作作为斗争的重要策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阶段福安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幻想。

    这期间，闽东境内土匪活动最为狷獗的是寿宁的何营、周营等股。中共福安县委把争取土匪的工作重点放在寿宁县的几股土匪和闽北的卢兴帮身上。詹如柏首先动员匪首何金标接受共产党改编，何不肯。不久，何被国民党政府收编，其手下头目周玉光反对收编，拉出100多人枪，另立山头。范铁民亦在其中为一小头自，带领手下一班人经常活动于东、南区的白叶潭、刘西坑、横山、刘坪一带。后范铁民被詹如柏动员接受秘密改编，并计划改编周玉光部下，不幸事败，范铁民则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范铁民参加革命工作后，与叶秀蕃、范浚等人共事过程中，彼此间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后来东、西区革命力量之间却产生对立情绪与分裂态势，究其原因大致有：

    ①陈挺《忆詹如柏同志》（《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总第14期）。

    第一，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是1932年10月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前来寿宁巡视检查工作时主持成立的，直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当时的“福安县委在工作上未指导过中共寿宁特支①”。因此，中共寿宁特支也就没有接受中共福安县委的领导。

    第二，福安成立中心县委后，曾先后派曾志、赖金彪、章玉等前来寿宁协助范铁民工作，扶持范铁民当上“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但在“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成员中没结合西区的力量，“……又不任命西区的人当委员……②”。致使东、西区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加剧了矛盾。

    在“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叶秀蕃往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之后，鉴于寿宁东、西两区业已形成的对立状况，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考虑到叶秀蕃回寿宁工作，将使寿宁东、西两区问题更加难于处理，遂将其派往福鼎开辟新区，中共寿宁特支也就自行解散。这些原因导致范浚等西区领导人于1933年6月自行成立了“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同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一直不承认“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并借口寿宁党组织在宣传党的十大纲领时，只结合本地情况宣传了五条：(一)推翻国民党统治；(二)建立苏维埃政权；(三)打土豪分田地；(四)抗租抗税；(五)打倒土豪劣绅。于是，便将“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和“中共寿宁县县党部”打成社会民主党。

    第三，1933年lO月下旬，范浚被错杀之后，西区革命势力群龙无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一部分力量服从寿宁

    ①②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第一辑)

    县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大部分则以范浚的妹夫叶允宝为首，不知范浚已被害，还在等待范浚回来，拒绝“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甚至发展成对范铁民和“革命委员会”的仇视。叶允宝等人错误地认为：“范铁民是土匪出身，我们西区的人不要土匪参加革命①”。这样，东、西两区的对立情绪进一步恶化。

    同时，下南区自1930年2月詹如柏在文林村秘密活动和叶步兴相偕詹如柏、施霖等人回西塘村活动时始，下南区的革命一直都是在福安县委领导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下南区的各种革命力量，包括南区游击队都直接由福安县委和后来的福安中心县委领导。除了工作上的必要联系之外，没有接受“中共寿宁特支”或“中共寿宁县县党部”以及“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这样，至1934年2月寿宁革命转入第一次低潮前，寿宁便存在着东、西和下南区三股有一定独立性的革命力量，形成既鼎立但在许多工作上又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矛盾的局面，特别是东、西两区几成水火，未能形成一个有力的统一的领导机构，未能联合三区力量来领导寿宁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寿宁革命发展步伐，也是导致寿宁革命很快地陷入第一次低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寿宁革命第一次低潮之后，东、西两区的主要领导人牺牲了一部分，转移了一部分。两区革命团长在敌人对革命的疯狂进攻与残酷屠杀面前，体验到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重要性，于是才基本消融了隔阂。
   
    ①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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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寿宁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32年1月，詹如柏同马立峰、施霖、詹如焕(詹如柏之弟)一起来到了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下南区文林村，在原来“赤色农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闽东的第一个村级苏维埃政权-文林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财生，副主席张宗厚。村苏下配六部人员：交通林细妹、土地张信禄、粮食张兴生、财政张春弟、肃反张桂招、军事张若银、文化张财生 (兼)。

    文林村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秘密革命活动：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向邻近的余坑里、大洋、白岩、里路等村发展革命势力，按革命形势的发展步伐和上级的要求，张财生等人经常在地下室里(为领导人的安全而挖的，当年闽东革命的几位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叶飞、曾志、施霖等曾经多次在此开会，并曾在此壁上题过诗)书写革命标语，并派人潜入社口、武曲，把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之中，建立交通站，由张若银负责，为革命传递情报，给过往的同志和队伍带路。

    为了巩固这个基点，马立峰、詹如柏还从福安县太逢区苏政府调来12杆火铳，帮助村苏成立了游击队。这支队伍在后来攻打甲峰、社口、武曲、坦洋等处民团的战斗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至今，文林村的“五老”张财生仍保存着马立峰的亲笔诗稿：“君是天下奇男子，满腔热血我所知。有岂抑郁不得志，饥其性情发于诗。得数百篇皆可读，问千载上定谁诗。江南万里烽烟急，投笔从军会有期”。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村村组织贫农团，成立村苏维埃政权，开辟交通线；开展打土豪筹款和分粮斗争，立即组织发展红带会，召集打铁匠赶制梭标，武装红带会。随后，县革命委员会立即着手建立各区、乡政权和游击队，以巩固“寿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此举有力地推动了寿宁革命的发展。乡、村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财政、肃反、文化、交通、粮食、土地等7个部。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于1933年夏，将全县重新划分为6个工作区，即：上东区、下东区、上西区(里西区)、下西区(外西区)、上南区、下南区，在短短两个月内，这6个区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上东区区苏政府。1933年6月在龟洋岔村成立。主席叶兆辉、副主席张阿咩，财政委员何帮贵、粮食委员刘阿细、肃反委员何帮图、文化委员何禧，军事委员黄士仪、土地委员陈阿进、宣传委员何阿二。

    下东区区苏政府。同年8月在石鼓村成立，主席叶大进。同时，又于该村成立了下东区区委，书记张德桃。区委和区苏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下东区革命的领导和组织力量。一时群情高涨，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工农游击队，其中还有十几位妇女参加了贫农团。下东区区苏政府属下的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大致情况是：

    1933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范铁民到龟岭村帮助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良波。

    1933年夏，山后村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龚阿彭。同时，范江富在邻近数个村庄的贫农团中挑选了缪佬廷、王启进等40多人成立了红带会，范任队长。

    1933年6月，曾志、范铁民、范义生3人来到南岔村，组织成立村苏政府。这期间，村里的黄秀娇、黄秀梅、夏赐妃，叶风芝4位女同志积极配合曾志工作，担任她的警卫，跟随活动，成为村苏的骨干力量。尤其是黄秀娇积极护理红军游击队伤病员、站岗放哨、送情报，还参与筹建斗笠厂和草鞋厂工作，并组织妇女到白区买盐买药品，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3年6月，林再生(范铁民)主持成立了石鼓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吓生。不久，地主反动派企图在村上建立民团以对抗革命群众。村苏获悉后，七部人员立即深入到邻近乡村，一边做群众思想工作，宣传“抗租抗粮”，打土豪、斩劣绅”，—边发动穷苦农民参加贫农团、红带会。在村苏的努力下，石鼓村30多人组成的红带会诞生，蔡吓低为队长，粉碎了反动派在这里建立民团的阴谋。

    赤陵洋村是县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在县革委会成立的同时亦成立了村苏政府。

    1934年初，花岭村村苏政府成立，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

    1934年8月23日，院洋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

    此外，在岗垄地区的外山、仙峰、罗角山、甲坑、大王前、麻竹宅等村也相继成立了村苏政府。

    在西区，由于此时的东、西区对立形势已处紧张时期，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西区的许多乡村得不到执行。因此，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进程比较缓慢，除了1933年7月成立上西区和下西区区苏政府外，只有少数几个村子相继成立了村苏政府。

    上西区区苏政府。1933年7月在上地洋村成立，主席叶明而。

    下西区区苏政府。1933年7月在榅坪村成立，主席吴显淮。

    在下南区，于1933年7月在李家洋村成立了下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义辉。接着，以李家洋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亦陆续建立了村苏政府。除此以外，由于下南区靠近福安北区，下南区各地的革命火种多系马立峰、詹如柏、施霖、叶步兴等人点燃，并隶属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其具体村苏政权有：

    西塘村：1933年春，福安北区党组织派詹帮宁等几位同志到西塘村协助开展工作，进展迅速，渐趋公开化。同年11月，詹如柏率林淑梅(詹妻)、吴知法、詹义发，詹孝弟等同志再次到西塘村，成立了西塘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满弟。同时，詹如柏还帮助村苏建立了一支19人的游击队，队长林桂仔。村苏筹集了20多元大洋，派人到北区购回了两支长枪。此后，西塘游击队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主力参加了攻打武曲、社口、坦洋、甲峰等处民团的战斗。

    塘西村：与西塘村仅一水之隔，两村隔长溪相望，鸡犬之声相闻。1932年，马立峰、詹如柏、叶步兴在西塘活动的同时，也在塘西村建立赤色农会，同时开展打土豪筹款斗争。1934年2月，福安北区的詹帮宁、陈挺等人到达该村指导成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林火得。

    梅洋村：1933年夏，林兆六、林庆祥等接受了福安北区党委布置的任务，回村活动，建立赤色农会。一个月后，福安太逢区苏主席林良森来到梅洋，检查了该村的工作，认为梅洋已具备了成立村苏的条件，回去即向马立峰、詹如柏作了汇报。6月，马、詹二人亲至梅洋，主持成立了梅洋村苏，主席林石生。并成立了一支有30多人的游击队，队长林盛宗。这支游击队后来在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攻打武曲、社口、甲峰民团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攻打武曲民团时，林兆六等10余人英勇牺牲。

    桂香林村：1933年初，詹如柏等人在此成立了赤色农会小组。不久，又主持成立了村苏政府，主席曾恒春。并建立了一支游击队，队长曾恒春。村苏成立后，该村的革命活动逐渐走向公开化，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了各种革命组织。在与武曲、社口、斜滩、坦洋、北山、南溪等处民团的作战中，该村青壮年全数参加了战斗。由于桂香林村的人民革命性强，斗争坚决，地形隐蔽，周围各村游击队、贫农团捉来的土豪，大都关押在桂香林村的“土豪厂”里。该村成为寿宁下南区革命斗争的一个中心点和小后方。村苏政府下辖桂香坂，溪头洋、小溪、田洋当、下钱塘等村。

    象岩村：1933年由詹帮宁帮助建立了村苏政府，主席郭以贻。该村游击队先后7次配合闽东工农游击第十、第十一支队和福安北区游击队攻打了斜滩、北山、凤阳等地民团。

    后章村：1933年4月，詹如柏派林良森．詹帮宁、詹红仔3人到村里组织建立了村苏政府，主席吴启銮。同时，还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队。

    大韩村：1933年初成立村苏政府，主席陈细干。并建立了游击队，队长张阿晋。该村游击队是由“法兵”和“绿林好汉”改造过来的，枪支多、枪法谁，力量较强，先后7次配合福安北区游击队作战，独立对敌斗争能力强，被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支队，后扩编为周寿独立营第三连。在南区，1932年11月10日，叶秀蕃、范式人委派徐应拾回乡开展工作，在半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到处张贴标语，大造革命舆论。叶秀蕃在半村“奶娘宫”灰墙上以苏维埃政府名义书写的标语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努力参加革命！杀官长，投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抗捐税，抵壮丁，不当国民党炮灰①”。又在桃坑桥头墙上，写下落款为“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的标语：“反对战争，不打民众，持枪反旧，参加革命，杀死官长，革命成功，共产党万岁②！”于是，革命思想便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南区的阔丘一带，范振辉、吴阿五领导建立了青垄、圈石等村苏维埃政府。

    在上南区，寿宁特支桐山庵会议之后，范式人、胡天亮分赴上南区工作。经2人的努力，至1933年5月，上南区局面被打开，在青竹坑、旸尾、竹坪、清源、三望洋、龟岭岔等20多个村庄建立了赤色农会和红带会组织。6月，在青竹坑建立了区苏政府，主席韦周善，副主席李阿彭。并以青竹坑为中心，建立了竹坪、坑垱、溪岗，溪尾仔、三望洋、龟岭岔6个村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了上南区游击队和20多个村赤卫队。

    据统计，截至1933年夏，全县共有64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创了一片比较巩固的苏维埃区域。

    土地革命时期。寿宁县6个工作区中，曾经建立苏维埃政府或在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就有162个行政村和936个自然村，苏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9％。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雷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寿宁东、西区已建立赤区”。

    ①②见祝文秋《浩气冲霄汉，忠魂耀千秋》(《周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期第51页)。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和全县各乡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千百年来，在寿宁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穷苦农民自己的政权，是寿宁的广大穷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明白了“不靠天不信命，只靠自已干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道理，毅然拿起枪杆子前赴后继打出来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寿宁苏区的建立，促进了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二、红色政权的巩固

    为进一步巩固红色政权，解决革命形势发展所需的大量经费，以满足广大农民因青黄不接对粮食的迫切要求，寿宁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了打土豪筹款、没收与分配地主富农的粮食的群众性运动。

    在下南区，以桂香林为中心的各村苏维埃政府按照上级布置立即行动起来。塘西村赤色农会小组在林火德、郑茂忠率领下，捉获土豪2人，筹款200块银元；大韩村苏政府主席陈细干领导村苏全体人员，在张阿晋游击队的大力配合下，连毙反动土豪陈发妹、张由兵等7人，筹款300多块银元。

    在东区，1933年春，由范浚、范义生，韦芝祥、范江富、许威、王陶生等领导没收了院洋、含溪、仙峰、天池等村地主的150多担租谷。

    1933年夏，中共寿宁县党部开展“打土豪，斩劣绅，分粮食”斗争，没收了仙峰、渡家洋、猪母洋等村地主租谷400多担。不久，岗垄红带会、游击队乘胜前进，横扫岗垄地区的反动派，先后分掉了翁坑地主缪大坤、犀溪地主叶康恒与福安洪岭、大垄及泰顺横蛉等地地主租谷200多担，抓来麻竹宅和含溪等村的土豪l0多人，筹款上千块银元，解决了党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经费。

    在上南区，胡天亮领导上南区各村苏政府与游击队，在20多个村庄红带会配合下，没收了外韦、旸尾、三望洋等地大地主的800多担租谷。

    寿宁县革命委员会还于1933年12月发布通令，规定了分粮的主要原则和具体措施；“按人口大小和劳动力为原则，以乡为单位，重新平均分配，十岁以下小孩和没有种田的雇农、失业工人与没有劳动力的小孩、女人、老人可分种田大人之一半，不劳而食的流浪汉无谷分。同时各乡要留足公粮，以济各革命团体之口粮。粮食分配后，各人所分的谷子，完全归自己所有，全家搬走的地主反动派的谷子没收充公粮；富农的谷子完全没收后，与未种田人分配同样的谷子数，地主的谷子应全部没收。各家不得假报，如有假报者，一经查觉，将所有谷子没收严办①”。

    后来，县革命委员会考虑到分不到粮食的地主可能饿死，这跟党的政策有些相背，又重新规定地主亦可参与分粮，特别对那些开明地主更得从宽处置。

    为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革命委员会还规定：“以后各革命团体，不得向分粮的群众征收谷子，违者严办。”“各赤卫连、各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

    ①《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四号通令》(1933年)。

要尽量减少”，“各革命团体每日早餐吃甘薯米拌饭，晚饭吃粥”①。针对各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府里出现乱吃饭和吃饭多、办事少以及一些人假冒邻近村苏工作人员骗吃饭的现象，县革命委员会还规定：“不是工作人员，没有公务者不得吃饭②“，并实行了饭票制，规定凡工作人员和有公务者，由工作所在村苏发给饭票，凭票吃饭。通过这些措施，不良现象得以制止。

    此时的苏区内有些地方则出现一些个人主义问题，县革命委员会则对症下药，发布第一百四十九号《关于个人倾向问题的通令》③，及时给予纠正。对苏区内的“发生个人思想，承认个人，全不相信团体”，搞个人崇拜，树立个人威信，独断专行的现象，《通令》责问“…….倘此人反革命或开除，试问将何以处置之?但是革命非一人可能成功，其力量全在团体，团体由工农群众组织而成，非一人可以独断专行，纵一人有拔山举鼎之力，亦须赖团体之精神来斗争…….故革命之成败，全在团体，然无团体相信之心，而徒承认个人，断难济事”，“试问以个人名义号召群众，由个人独断专行，若有错误，谁任其咎?”《通令》还明确指出革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况本革命委员会，非一人之机关，乃大多数工农组织而成，岂且徒书个人之名"。对此，县革命委员会则严格要求，“凡我工农兄弟，或有要求，或有报告，不准书个人之名，如属哪部，即归哪部”。“此后各区

    ①②《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关于粮食问题的通令》(1933年12月)。

    ③《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九号通令》（1933年)。

乡革命委员会要分部工作。无论任何事故，凡一切报告、系属那部，即报那部，不管县、区、乡革委会，系属何人管理。各同志须相信团体，勿以个人名义为标准①”。

    在乡、村苏维埃政府成立过程中，还出现个别人为发展个人势力，不经贫农团或赤色农会选举便独自任命苏维埃政府各部委员，以及在分粮过程中，负责人不遵守分粮规则，随意加减的现象。对此，县革委会亦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制止。

    1933年底，苏区内出现了乱抓人、乱筹款的“左”的错误倾向，一些赤卫队、赤卫连，以借“香灯费”之需为由，向地主、富农乱筹款，更有不听从指挥的赤卫队、赤卫连，未经区、乡苏维埃政府批准，任意胡为，抓人借款，致使“各乡井人众惧赤卫队、赤卫连之势力敢怒而不敢言。”县革命委员会专此发布《通令》②，严禁在苏区内乱抓人筹款。指出这种现象是“不站在革命立场之举动，诚为土匪之行为”。“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完全离开革命路线，使得工农群众各自惊惶”，“如此行为对革命前程，大有阻碍。”县革命委员会十分注意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苏区内已经被没收或已自愿献出粮食的地主、富农的团结问题相当重视，《通令》指出；“现在苏区内所存之富农，无一家有现银元之则，中农不达到数十元资本，地主豪绅搬走反动地方，敢住苏区内者，屡受白匪之蹂躏，倘赤卫连再加乱抓人筹款，使各寒心…….”《通令、)还郑重指出：“本革命政府是解除民众的痛苦，扩大苏区，号召全寿宁劳苦群众，参加革命得永远之享

    ①《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九号通令》(1933年)。

    ②《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令》(1933年12月23日)。

福起见，凡一切行动应站在群众利益上为基本，才不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行为。”《通令》还对县革委会所属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与各赤卫队、赤卫连作出规定：“以后凡革命委员会各赤卫队、赤卫连不得任意在苏区内抓人筹款，或有反动分子，则准捕获，非反动罪犯暨不准妄行举动。如下东区要去别区抓证据确实之罪犯，宜先通知该区政府，方可进行“①。

    县革命委员会各种正确规定和措施有效地纠正了苏区内的一些错误倾向和行为，使苏区干群在政治上得以训练和改造，使劳苦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出路，更坚定了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使苏区的范围一天天地扩展，有效地保证了筹款分粮运动的顺利进行和苏区的安定团结，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少数人，使新生的红色政权更加巩固并得到发展，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①《寿宁县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令》(1933年12月23日)。

明正

     第三节  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

  一、分田运动
  
    寿宁的广大劳苦大众在这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分粮和打土豪筹款斗争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看到了共产党指引的方向的正确和英明。革命群众斗争意识强烈、情绪高涨，斗争场面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形势大好。当时流行寿宁境内的《十二时节歌》①，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贫苦农民看到了光明后坚决跟党走的决心。《十二时节歌》：
    正月时节叶青青，民国世界不太平，
    中国工农千千万，无衣无食不安心。
    二月时节是清明，反动军队到寿宁，
    到处杀人并放火，奸淫抢掠人人惊。    、
    三月时节三月三，军阀作恶真不堪，
    苛捐杂税年年起，捐蠢粮胥勒乡间。
    四月时节小满时，一捐未去一税来，
    不管贫富都要出，穷人腹饿苦愁眉。  
    五月时节五江红，中国形势大不同，
    各处军阀争天下，南北交战乱纷纷。
    六月时节热难当，军阀争强我惨伤，   
    一日三餐吃不饱，抓伕挑担作牛羊。
    七月时节七夕时，军阀专政笑迷迷，
    吸尽工农血和汗，大厦洋楼讨细姨。
    八月时节是仲秋，出卖华北和琉球，   
    中国变成外国地，爱国工农怎干休?   
    九月时节是重阳，工农奋起战一场，        
    打倒中国国民觉，建立苏维埃政权。
    十月时节是立冬，工农战士气昂昂，   
    肃清一切反动派，北战南征打广东。
    十一月时节日落西，反动军队哭又啼，
    工农英勇争胜利，建立政府苏维埃。   
    十二月时节是年边，红军胜利在眼前，
    除尽世间不平事，共产主义万万年。

    ①中共福安地委《支部生活》(1958年第九期)。
  
    在残酷的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贫苦农民是万分珍惜的，在新政权为人民无私谋幸福和旧政权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压迫的强烈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用心声高度赞扬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红旗高写苏维埃”一一四季歌①，便是贫苦大众表达出来的心声之一斑’。   
    春季里桃花满树红，工农兵暴动在广东，
    三天夺得广州市，羊城上血迹满地红。
    夏季里莲花扑鼻香，我红军起义在南昌，
    阶级斗争初开始，红旗全国正飘扬。
    秋季里菊花正出芽，打倒地主资本家，    ．
    劳动工农亲团结，消灭敌人不放他。
    冬季里菊花满园开，杀尽他反动狗奴才，   
    还我人民来专政，红旗呀高写苏维埃。

    虽然，广大劳苦大众的斗争情绪高昂，但是，由于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尚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没有立即开展土地分配工作，以致许多农民对土地归属问题茫然无知，到了秋收季节，“许多稻谷糜烂在田里，无人收割”，“群众没有把稻谷收割起来”②，造成没能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革命也就不彻底，新生的革命政权也就不能巩固。而且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如何解决吃、穿

    ①《四季歌》(红旗高写苏维埃)(《寿宁党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第31、32页>。
    ②范式人《谈寿宁党史))(《寿宁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第17页)。

和经费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靠打土豪筹款和大户分粮只能解决眼前急需，土豪劣绅将越抓越少。地主富农的粮食也有告罄的时侯，故无法解决革命的长久所需问题。这些情况，使县革命委员会认为只有马上分配土地，彻底解决贫苦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因此，下令苏区和各地尽快着手分田。并通令全县，规定了分田的主要原则和分田大纲：(一)分田原则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逃亡在外的地主、恶霸及被镇压的地主不给分田，其家属和未逃地主分坏田或边远田；富农所分得的田比地主的略好些，贫雇农、中农以原耕地为基础，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原则，分得一部分好田，在这一点上吸收了闽西根据地的经验教训。闽西根据地分田时开始是抽多补少，结果造成平衡失调，多数地方肥瘦不均，特别是工作地区不好的地方，好田基本还在地主手里，后来重新划分了阶级，重新分田，走了一段弯路。县革命委员会很重视分田出现的问题，一开始就强调“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进行，效果较好；并且对红军家属另给一定的照顾。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地方不给地主分田的问题。(二)分田步骤为：第一步，以各村为单位，由村苏土地委员和赤色农会或贫农团若干人，组成分田评议委员会，学习分田政策，研究具体方法，划分阶级，评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5种；第二步，分别召开各村群众大会，烧毁田契、租票、债券，进行阶级教育，提高群众觉悟；第三步，组织检查分田情况。   
     在当时的闽东根据地中，寿宁苏区的分田运动开展的较早。在分田原则上虽然借鉴了闽西根据地的经验教训，但还

明正

是不够成熟完善。从县革命委员会至各村苏维埃政府的每一个干部，都是生平第一次参予分田斗争，心中无数，不敢大张旗鼓地放开手脚大干，难免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分田运动开展得不很顺利，进程缓慢。在分田斗争开展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立即执行，致使各区、村的分田工作一拖再拖，“虽收阅置若罔闻，不积极进行”。对此，县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月10日发出了《第126号布告》①，严令各区、乡即早执行，不得拖延，布告严肃指出：“自秋收至今，已数月有余，多数乡村，粮食尚未分清楚。如此苟延作事，对革命之前程，大有阻碍。况现田园当行锄耨，以待春来播种，本革命委员会前已督促各区迅速分田，谁知至今，各负责同志，违令拖延，尚未举行，致各群众日日袖手，不尽职务。查其意以为田山兹尚未分，一切种作从何处以着手，若各同志不即日执行分田，届期一去，则田山定至荒芜，饿殍自可立待，你等清夜岂不三思。兹将再行布告，仰各负责同志，限十日内调查(清），凡各区、乡母山要概行分配清楚，以靖工农群众盼望之心。若再拖延，定即严办不恕”。

    1934年初，分田运动在闽东根据地各县苏区蓬勃兴起，成为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斗争主流。曾志主持起草了闽东根据地分田大纲，搞了为期一个月的分田试点，并组织各县代表参观。这就使闽东根据地的分田运动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寿宁的分田工作始走上正轨。  

    据统计，寿宁县的东区、下南区全部、西区部分乡村开展了分田运动，参加的群众达全县总人口的60％左右，在整个闽东地区约有五、六十万人口分得了土地。

   ①《寿宁县革命委员布告第126号》(1934年元月10日)原载《闽东党史资料》第一辑。

    寿宁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劳苦大众用暴力手段摧毁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与历史上千百次革命不同，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上最难于解决的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把土地从少数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广大劳动群众，使劳苦群众翻身做了主人。

    二、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而斗争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寿宁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寿宁当局和寿宁县地方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于是，在寿宁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战斗。

    在岗垄地区，1932年冬，范浚派赤陵洋村的黄登令、仙峰村的叶大进等人首先来到地处岗垄中心的郑家坑、甲坑开展活动。至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成为全县革命斗争中心。此时，经常活动于岗垄地区的武装力量有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县革命委员会所属的3个赤卫连以及各村红带会。范江富率一个赤卫连驻岗头，守南阳之口；曾大汉率一个赤卫连驻赤桐尾，守犀溪之口；叶步钦率一个赤卫连驻洋头底保卫县党部。这些武装力量为了保卫寿宁革命成果，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向岗垄地区的渡家洋、猪母洋、翁坑、镇家岭、好坑、东吉洋等地开展了“打土豪、斩劣绅、分粮食”的斗争，并多次与来犯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九战九捷的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斗有：

    (一)猪母洋战斗。1933年6月初，犀溪反动民团头缪长泰引浙江省保安三团一部，妄图偷袭我驻仙峰洋头底的县党部。敌人的行动被我发觉后，范义生率100多名红带会员赶赴猪母洋附近截击敌人。红带会虽然缺乏枪支，武器落后，只能凭借鸟铳、土铳和龙筅、大刀对付敌人，但大家无所畏惧，凭着自身的过硬本领和熟悉地形的特长，与敌人展开了近战，杀得敌人死伤累累，弃械奔逃，撤到祠堂门口顽抗。但是，由于红带会受到“不准拾枪”的纪律限制，给敌人以机会拾回武器，伺机反扑。敌人改变战法，爬上屋顶，发挥其长处，顿时，子弹如蝗虫般飞来，使红带会伤亡数十人。

    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偷袭阴谋，并杀敌10多名。但由于红带会缺乏临阵战斗经验，及受迷信色彩的纪律限制，没能及时抓住战机，乘胜追击，给敌人以喘息反扑的机会，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战后，县党部领导认真总结了此次战斗的教训，废除了红带会的一些如“不准接近妇女”、“不准拾枪”等迷信规定，为尔后的多次战斗的取胜奠定了基础。

    (二)岗坪墩截击战。1933年9月12日，敌八十四师一部和犀溪、南阳民团计700多人，第二次大举进攻岗垄，疯狂地烧毁了甲坑、社坑、三加岭、麻竹宅、富家村、杨梅盘6村的26座房子。9月20日，福安的海军陆战队和反动大刀会近千人，又从洪岭北犯，烧毁了古岭宅、石头岗、承天、南山下、刘坪仔、猫竹园、店坪垄的13座房子。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立即组织群众收藏粮食，转移红军家属；并迅速将游击队、赤卫连调集到一起，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给予反击。

    9月中旬的一天，一股敌人约两个连惊慌撤退至岗坪墩，遭到县党部书记范义生和红带会连长范江富、下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叶大进等人率领的赤卫队主力200多人的截击。敌人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丢下几十具尸体和10多支枪。以及一大批弹药，夹着尾巴逃窜了。

    此次战斗中，岗坪墩红带会队长龚智中及其儿子龚阿细与红带会员叶仁村等10多人勇猛地向敌人冲杀，直至倒在敌人枪口下。他们的这种英勇拼杀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夺取战斗的胜利。

    在西区。1933年7月中旬，敌教导团先后两次进攻西区的革命中心大安。敌人所到之处，群众遭到残暴蹂躏，革命家属惨遭杀害，牲畜和财产被洗劫一空。尤其是榅坪村，全村被烧成一片火海，景象惨不忍睹。7月下旬，敌教导团一部200多人在村头的反动保长金茂田的带领下，再次由犀溪向大安进犯。西区红带会总队长叶允宝同西区红带会主要领导人吴乌弟，率领西区红带会500多人，配合游击队在大安水尾桥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带会、赤卫队、游击队员手持大刀和龙筅英勇奋战，完全击溃来犯之敌。此次战斗，共缴获步枪20支，子弹数箱，军用品不计其数，并击毙敌人十几名。

    1933年8月上旬的一天，浙江兵一个排由泰顺移防坑底。红带会事先获得了情报，叶允宝和吴乌弟率红带会员百多名，埋伏于铁汗至楼基坪的溪岸边。这铁汗和楼基坪一带，是寿(宁)、景(宁)、庆(元)的主要通道，这里山路崎岖，地形险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太阳升上中天时，敌尖兵班已进入了伏击圈，吴乌弟手举套筒枪，瞄准对岸敌人，一枪一个，接连撂倒数名敌人。随即，军号震天响起，在山头上的红带会、赤卫队员点燃油桶、鞭炮，呐喊助威。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只觉满山遍野尽是红军队伍，不敢轻易进攻，拖着19具尸体退回泰顺。

    在南区。南区游击队在队长叶茂迁的率领下，从1933年9月开始至次年1月的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先后12次或单独行动或同东、西区游击队和第七支队联手，攻打了下库洋、半坑、旸尾、后冬岔、斜滩、武曲、风阳、乌石岭等乡村的反动民团和反动“奶娘会”、“妇女团”、“黄竹仔”。并伏击了伪教导团。此时，除斜滩、武曲、托溪、平溪等几个大村镇外，基本肃清了南区境内反动势力。有力地促进了寿宁各区、福安北区、周宁上北区的革命斗争，使南区迅速成为寿宁苏区的一大部分。

    在南区的阔丘一带，范振辉、吴阿五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抓土豪、打民团。1933年夏初，反动派向南区阔丘一带革命力量反扑。坪坑民团团总刘文怀、刘文仪，后洋民团团总叶明茂，联合出动全部团兵，并请来了国民党渐江驻军两个连240多人，气势汹汹地扑向阔丘。范振辉、吴阿五组织红带会员和南区游击队的一个分队给予有力的还击，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因敌强我弱，为保存实力，游击队撤进深山，反动派趁我队伍撤退之机，大势进行奸淫抢掠，仅45户人家的阔丘村，就有20个妇女遭到强奸。村民财产亦被洗劫一空。

    敌人的暴行，没有使人们屈服，相反的，这一血的事实告诉人们，没有彻底消灭反动派，人民就不可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为了避免苏区人民再次惨遭劫难，吴阿五等领导人派吴光耀、夏北田、刘登洋等10多人，在林下坑、粗坑林的森林里搭起了两个秘密山寮，在东方山森林里搭了一个“土豪厂”，从此，游击队经常隐蔽深山，昼伏夜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先后镇压了刘文明、朱则明、夏北进等17个反动土豪劣绅，缴枪10多支。同时，还分掉了刘万庚、朱福周、朱则厅、夏国治、夏万贵、吴伉西等地主的囤粮260多担。

    在南区的纯池(今属周宁县)与下禾溪乡，革命亦开展得如火如荼。下禾溪乡乡长许赞唐是当时寿宁县臭名昭著的“五虎”之一，其父许海南被红军镇压之后，为了报复革命群众，重金聘请敌省教导团两个连的兵力，杀气腾腾地杀向半村，向设在半村的苏维埃政府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半村保卫战开始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队长兼半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徐应拾，率领游击队员和全村群众团结战斗。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隐蔽在村里的许海南的外甥、反动地霸周敦潘、周敦财与敌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自已的房屋，引起大火，火势很快蔓延到苏维埃政府所在房屋。同时，敌人的炮火也轰塌了游击队的炮楼。情况万分紧急，徐应拾只得组织群众突围，亲率游击队断后。此后，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退到闽北山区，坚持斗争。

    许赞唐人马攻入半村后，实行“五光”政策，将全村24座房屋烧得精光，当场杀害革命群众13人。地下交通员许奶炯一家7口，除妻子和一个外出未归的孩子外，全部惨遭杀害。其中一个仅4岁的男孩，被许赞唐抛向空中开枪杀死，借以取乐。   

    在上南区。上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经常活动于南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有：上南区游击队，队长胡天亮；上南区赤卫队，队长李阿彭；上东区游击队，队长刘帮顺，下辖5个游击分队。

    1933年5月，范浚、叶兆辉在李家斜后门山设立红军楼，培训军事骨干。经过2个月的培训，分批训练了200多人，以这批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上东区游击队。

    1933年9月，刘帮顺率上东区游击队、赤卫队百多人，在仙峰岭头截击了一连国民党浙江驻防兵，打死打伤敌人5名，缴枪3支。之后，上东区游击队乘胜出击，击溃了敌人。同月，刘帮顺又率领80多名游击队员和30多名赤卫队员，与许威、范江富、叶允江领导的县赤卫连并肩作战，在赖金彪的指挥下，于水埂岔堵截了想开往三角林的浙江保安团。这一仗虽未克敌，但却胜利完成了堵截任务，破坏了敌人增兵三角林的计划。上东区游击队完成任务后，又转战至上南区的矮山，攻打了那儿的妇女团，缴枪数支。同时，上东区游击队又抓住“洋面”(西山顶东麓脚下各村)靠近县城的三望洋、杨柳秀一带的民团不备之机，于11月间，突然袭击杨柳秀等村民团，一个月之间，横扫“洋面”各村民团、土豪劣绅，打得敌人战战兢兢龟缩回县城和清源，不敢越雷池一步。共缴获食盐18担，步枪8支。一时间，声势大震。

    不久，刘帮顺又同范桂进率上东区游击队、上南区赤卫队100多人，埋伏于扬柳秀，成功地截击了从斜滩回县城路经杨柳秀的国民党寿宁县县长叶鼎文的队伍，叶鼎文弃轿而逃，吓得国民党寿宁县当局接连数天都不敢开城门。接着，刘帮顺、范桂进、叶兆辉、周阿淆指挥上东区游击队和上南区赤卫队200多人，击退了妄图进犯艮头苏维埃政府的托溪民团，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狼狈而逃。

    10月，胡天亮、李开弟率上南区和上东区游击队及各路红带会100多人，击溃了驻守托溪的敌浙江兵1个连之后，又率领游击队返回符家垱，不料队伍的行动被伺机已久的敌人发现，敌便紧急从斜滩、石井、村尾、竹坪、旸尾等村调集反动民团200多人，于10月16日晚，突然包围了游击队，战斗从凌晨开始，一直打到17 日中午，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撤出了符家垱，上南区游击队队长胡天亮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短短的几个月内，寿宁县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反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斗争之激烈是寿宁乃至闽东革命斗争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许多革命同志倒下了，但其鲜血染就的革命红旗，却越来越鲜艳。

明正

第五章寿宁革命的第一次低潮与寿宁苏区的恢复

第一节  寿宁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

    一、反“围剿”斗争
   
    1933年5月至1934年初，寿宁革命进入了第一次高潮。这一阶段苏区的武装力量，除了上万名红带会员外，规模较大、战斗力较强的游击队就有6支：第七支队、南区游击队、曾大汉游击队以及由南区游击队分队扩编而成的徐应拾游击队、徐应增游击队、张阿晋游击队。其中，第七支队与张阿晋、徐应拾、徐应增领导的4支游击队在整个闽东地区来说都有较大的影响。后来，张阿晋，徐应增、徐应拾3支游击队相继升格为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一、十支队和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三支队。此外，各区、乡也先后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和红色政权的建设。于是，寿宁苏区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红色歌声响彻山村角落。当时最流行的是《杀敌歌》和《工农自己的队伍》。

    《杀敌歌》歌词——

    帝国主义恶军阀，他是工农的死对头，
    压迫剥削我们，痛苦恨难消。
    枪有刀有在我手，上阵杀敌是时候，
    一战再战，千战百战气不休。
    杀！杀！杀！杀得赤血横流，
    革命胜利为自由。
    枪有刀有在我手，上阵杀敌是时候，
    战！战！战！百战气不休。

    《工农自己的队伍》歌词一一
    我们是工农的队伍，
    我们在斗争中壮大成长。
    千次百次的血战，
    锻炼成无比伟大的力量。
    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
    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
    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
    手中紧握着刀枪，
    对准敌人的胸膛。
    谁敢向我们挑战，   
    谁就遭受我们顽强的反击，
    谁就在我们面前灭亡。

    为了扼杀寿宁苏区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柳心泰急忙向浙江泰顺驻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陈式正告急；托溪反动头目吴正任则往福州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求救。

    恰于此时，发动“闽变”的第十九路军，因遭到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又未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遂迅速溃败。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蒋介石在福建缓了口气，腾出手来，加紧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掌握，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节节抵抗”的错误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得手后，将中央红军团团围困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狭小的范围内。这样，福建、浙江的部分守敌便集中力量“围剿”中央根据地外围的苏区。

    1934年1月22日，浙江省泰顺驻军敌八十四师师长陈式正亲率一个团又四个连，耀武扬威地直扑寿宁，会同福建省敌新十师陈齐煊部一个团，以及全县40多个民团，共计4000多人，分5路向我东、西苏区发动全面进攻，进行军事“围剿”。

    1月31日，敌八十四师一个团出犀溪，占仙峰，并在仙峰村修建5座炮台(碉堡)，切断我军归路之后，逼近南阳。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动撤出南阳，转移到岗垄地区。同时，命令各区委、各支部以及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和一些财物埋藏到隐蔽处，一面动员红军游击队家属火速转移。随后，各区、乡、村的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率游击队、赤卫队(红带会，下同)撤出驻地，退到偏僻乡村和草深林密的山上。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敌人进攻。

    但是，由于寿宁各区革命力量，没能形成统一领导，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并且缺乏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未能有效地打破敌人的“清剿”。加上因当时的寿宁党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经验的不足，以致革命遭受很大损失。

    敌人虽然不断发动“清剿”，摧毁了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但始终找不到游击队主力，进行正面决战。敌人在军事“围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后，改从政治方面展开攻势，加紧对各区革命力量的围困和招抚，妄想在政治上孤立、经济给养上困死游击队，达到使游击队不战自溃的目的。2月，陈式正指派叶明焜为寿宁县县长，令其组成“安寿联防办事处”，成立“清乡委员会”、“善后委员会”，在南阳、犀溪、大安、坑底、泮洋、仙峰等地设立分会，在西区的浩溪设立了“招抚处”，配合军事“围剿”。利用叛徒诱捕赤卫队领导人，诱骗红带会、游击队员“自新”，然后加以杀害。仙峰乡18名红带会员被叛徒欺骗回村自新后，均遭杀害。西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金达普、叶允江等人被大安村反动头目金坤骗到县城自新后，亦惨遭杀害。

    国民党反动派还将苏区内的一些革命基点村大安、交溪、炭山、鼎盖梁、榅洋、甲坑、麻竹宅、郑家坑以及南山下等几十个村庄烧成一片废墟。并在重要村庄安营扎寨，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对红军游击队实行层层封锁，步步为营，妄图迫使游击队下山与其正面交战。

    二、南撤福安

    敌人强大的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围困，使游击队、红带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千名游击队、红带会员被分割围困在几个地区，给养断绝，队员们大多露宿过夜，以野菜充饥。时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许多队员手脚长满冻疮，糜烂溃腐，给行动造成极大困难。更兼连续的作战、行军，许多人被捕、牺牲，士气一时低落。因此，革命不坚决的人就掉队、逃跑、开小差或自新了。

    范铁民、范式人、赖金彪、范义生等人率中共寿宁县县党部和寿宁县革命委员会机关以及第七支队和赤卫队员上千人撤至岗垄地区后，同敌人辗转交战多次，处境越来越困难，形势越来越险峻。2月初，第七支队和红带会及县党部、县革命委员会直属赤卫队1000多人，被迫集中于南阳石鼓。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范铁民写了致福安中心县委和福安北区区苏主席陈伯俊两封书信，令福寿总交通员吴进信送达，要求福安方面给予支持，调集赤卫队前来支援，内外夹击，痛歼来犯之敌。

    此时福安局势亦开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围剿”寿宁苏区的同时，也对福安苏区展开进攻。福安北区区苏主席陈伯俊接信后，给范铁民回信中分析了福安的形势，说“……现在，我们下面形势也很紧张”①。因而无法支援。数日后，范式人、赖金彪等人接到福安中心县委指示，要他们为保存革命实力，可把第七支队撤退到福安，暂避敌人锋芒，待机恢复寿宁苏区。

    范式人、赖金彪、范铁民等研究决定，动员不“红”的人回家隐蔽，于是，大部分红带会便化整为零，分散到深山里。留下岗垄红带队和七支队共200多人分两路向福安撤退。

    之后，县党部和县革命委员会亦将所属人员和红带会主要领导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铁民领导，由缪明长、叶大进、缪怀汉、缪怀占等人带领，坚持留在寿宁，收集零散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由老詹、叶允宝负责，分五批陆续向福安苏区撤退：第一批有陈帮娇(范铁民妻)、范义生、范海军、范岩寿等人；第二批是黄登金及其妻妹英和叶贞福、福弟、淑凤、风英等人；第三批是妹赖等10多个红带会负责人和队员；第四批有100多名红带会员。第四批队伍刚出发，就与国民党兵遇上，队伍被打散，少部分突围至福安北区。

    ①吴进信《为革命行万里路))(《寿宁党史资料》1986年第一辑第19页)

    第五批是中心县委派来加强寿宁工作的老詹和叶允宝等人，叶允宝按照上级部署，将目标较大的红带会和赤色农会领导人，基本上安排撤往福安之后，携妻范延芝和老詹率西区红带会主力最后南撤福安。由于叛徒夏朝西出卖，当队伍到达南阳南岔三步岩时，突被大股敌人包围。叶允宝、老詹率红带会同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垮，范延芝当场壮烈牺牲，叶允宝、老詹身负重伤被俘，旋被解送泰顺。中共福安中心县委获悉后，马上筹集了现款，准备赶往泰顺营救。由于路途阻隔，耽误了时间。老詹和允宝2人已被押至杭州入狱。不久，双双被敌人枪杀于杭州。

    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南撤后，敌人对岗垄地区进行疯狂的屠杀。敌八十四师一部9个连，从洪岭一一州边、石岭(现属泰顺)一一犀溪一一南阳，绕岗垄山脚封锁一圈，企图切断岗垅人民的给养，然后血洗岗垄，断绝游击队落脚之地。驻扎在仙峰、院洋的5个连敌人，数次出动，烧光了岗垄人民搭起赖以安身的草寮，而后，强迫群众领“良民证”，实行“移民并村”和“清乡”，威逼分散回家的红带会员参加“剿共义勇队”。岗垄南端的古岭宅、凤凰尾、犁头丘、石头岗、店坪垄、猫竹园的23户群众被敌人从烧毁的废墟中赶到南山下，用树皮竹块搭棚而居；岗垄西端的洋头底、猪母洋、三家岭、山后、杨梅岔、黑牛洞、畚斗丘的上百户群众，被烧毁房屋，赶到仙峰居住。犀溪、仙蜂、南阳地主趁机反攻倒算，用刺刀强迫群众赔偿1933年的租债，抢走所有值钱的东西，“洗清”了岗垄人民的家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有不少优秀的儿女壮烈牺牲了。洋头底的老妇女缪桃香被犀溪的民团捕去，反动团总缪长泰要她招出游击队的情况，她受尽酷刑，十指插针，仍坚决不招，最后被反动派杀害。古岭宅的革命群众缪怀宝、缪义成、叶宝叶(女)被洪岭缪颜生民团捕去，任凭敌人用扁担打、棍子夹和香火炙，而他们矢忠革命，一言不吐。但是，也有个别思想觉悟不够高，革命不够坚决的人，顶不住敌人的威迫引诱，竟挑走埋存于岗垄加虎岗密林、桃垄石洞、社坑深山里的公粮，给留下坚持战斗的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一时间，乌云满天，天空一片黑暗，寿宁境内各区的中共支部、各级苏维埃政府、游击队、红带会、赤色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寿宁革命陷入第一次低潮。